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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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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小说——古韵(之十六):秋日天津  

2012-02-28 07: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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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秋日天津 

 

      

      京都两年快乐的日子像一首短歌猝然结束了。夏日的一天,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溺水身亡。松本先生非常难过,当即决定尽快送我们回家。我怀着无尽的依恋离开日本,所有美好的幻影都如晨雾一般消失了。 

 

      那时爸、妈住在天津,我们也到了那里。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漫步街头,西式或土洋结合的简陋店铺比比皆是,都是那些只为发财的野心勃勃的建筑师建造的。店铺后面,烟囱林立,喷云吐雾,给整个城市罩上一层浓浓的黑烟。海河水也是肮脏污浊。清早或黄昏,都能听到工厂招工或开除工人的可怕吆喝声。每家工厂都有人吆喝,声音难听极了,令人烦躁不安。一到这时,街上就会出现众多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手里拿着破菜篮子,步履艰难地朝工厂涌去。这些薪水极低的雇工,大都来自乡下,他们或在洪水来时失去了土地,或遇上干旱颗粒不收。政府并不救济,他们只好到城市来找饭碗。工厂老板有一半洋人,一半中国人,他们看准这是个雇佣廉价劳力的大好时机。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面色苍白、虚弱无力的男人和孩子,拉着满载货物的各种车辆。后面跟着监工,西服笔挺,怡然坐在黄包车里。拉车的人刚一停下歇口气,监工就会大声斥骂,像对待一条偷吃了食物的饿狗。 

      我不爱上街,可待在家里又觉着孤独。五妈进了尼姑庵,为这事我一直怨恨爸,不愿再跟他在一起,而且总想躲着他。他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整天跟六妈在一起。他俩的卧房挨着。每天早晨向爸问早安,都碰上六妈。家里人都觉着不自在。这样一来,六妈在家里得了势。妈也尽可能少地去见爸,不过是装装样子。我真为自己难过。每天只在饭摆上桌子时见到爸,吃完我便赶紧跑开。我们搬到天津时,三妈同六妈吵了一架。她生爸的气,说要和儿子、儿媳一起过,再也不回这个家,大哥看爸时,爸说这里面有误会。如果她妈愿和孩子们住一块儿,也行。要想回来家里有她的房。三妈打那以后住在儿子家,爸每月给她些钱,倒也过得舒心宽裕。 

 

      我真的很孤独,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到离家不远的几处无名墓地去玩。 

      那些墓地占了很大一块地,据说是乱坟岗。如果人死了,没人送葬,或亲友出不起钱,就把棺材埋在这里。墓地上杂草丛生,没有墓碑,没有树,荒凉而安静,整天看不见一个人。 

 

      我有时坐在干草垛上,冥想各种穿入脑中的问题,或回忆与五妈、义母和八姐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有时围着墓地转。这地方清静得很,所有的墓都一样,每块石头上全没有题词刻字。他们被世界遗忘了,世界也从未记起过他们。 

 

      北方的十月,阳光依然明媚,天空湛蓝澄澈,清晰透明如一块玻璃。天空中不时飘动着羽毛状的白云,时而还有鹰飞过,翅膀染成了金色。它在蓝天中搏击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不禁仰起头,注视着那鹰,直到它消失在云端。 

      街道两旁的树木早被一场早寒染成了黄色和淡绿色。第一场秋雨过后,柳树、橡树的叶子开始飘落。路另一侧有一株老树,还长着猩红的树叶,享受阳光的最后温暖。晚风吹拂,树叶摇曳,那声音缠绵而忧伤,足令一位充满激情的作曲家感到黯然神伤,战栗颤抖。 

 

      墓地没什么意思,我在墓地上结识的几个伙伴倒很有趣。许多年之后,他们还栩栩如生地留在记忆里。 

      我感到孤独了,就去墓地,经常待到日落。当一群乌鸦飞过猩红的天空,聒噪着飞进巢穴,我知道该回家了。但我从不急着走,我喜欢看乌鸦成群飞到远处的树上。这真是壮丽的一幕。黄昏时分的天空有时猩红、淡蓝,也有时呈黄色或绛紫色,然后飞过一群黑色的乌鸦,地上的草披上浅浅的金色,真是一幅完美的色彩效果图。 

 

      一天下午,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都是八九岁的小孩,后面还跟着个四五岁的小不点儿。他们划着一根火柴,点燃干草。乘着风势,火苗迅疾升腾起来,上下窜跳,像无数条火蛇在墓地蔓延。孩子们追逐着火头,兴奋地叫嚷着,好玩极了。火熄灭时,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灰烬,显得很丧气。 

 

      一个高个子女孩注意到我在看他们,就问我 :“你也来点一根?” 

      我笑了笑。她递我一根火柴,燃起干草。这时风渐小,火势不大。我们慢慢跟着火头。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在火光里变得越来越红。 

      “你们的脸色跟烧鸡似的。”我说。 

      “烧鸡什么味?我从来没吃过。”一个女孩说。 

      “一定好吃,我在熟食店里见过。”另一个女孩说。 

      一个大点的男孩说,他奶奶告诉他,头年烧草,第二年草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说:“我爸我妈都埋在这儿。奶奶说他们走的时候穿得少,冬天会觉着冷,烧火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天真的话语打动了我。我傻乎乎地告诉她,世间没鬼,还给她说了个从学校老师那儿听来的例子。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不禁感到歉疚。她说:“照你说,我妈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我第二天去时,他们已像老朋友似的在那里等我了。我们一起玩耍,一起聊天。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快乐。 

      他们天真可爱,无忧无虑。即便悲惨、贫穷,生活在他们似乎也是美好的。哪怕百万富翁,都会嫉妒他们欢快的笑声。 

      两个高点的女孩跟我差不多大,她俩是家里的大姐姐,其余都是她们的弟弟、妹妹,小的五岁,大的十岁。 

      我只记得两个女孩和一个爱同我说话的男孩的名字。他们都是“拣煤渣的”,每天第一顿饭后,便搭伴结伙跑到铁路边的煤灰堆上,挑拣没烧透或烧得半透的煤块。甚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为了挣点钱,也会挎了篮子,拿着根棍,用瘦弱的小手在煤堆上扒来扒去。他们手疾眼快,从不放过最小的一块煤核。他们根本不在乎一天去几次火车站,他们没表,也不会看站前的大钟,遇上火车晚点,还是耐心地等待。他们尽可能往多拣,有时还真能挣出一顿好饭。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夸他们有出息。是啊,一双双小脏手给老人带去的是欣慰和安详。

 

      他们告诉我,如果运气好,还能用卖了煤的钱买些玩具。他们甚至想买一只风筝。这些孩子言语粗俗,一脸脏相,但褴楼的衣衫下藏着一颗充满同情和乐于助人的爱心。那个最大的女孩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她大姐的悲惨故事,其他孩子们听得还挺入迷。 

      “我大姐现在在家。”她说,“因她侍候的那家老爷送她一件礼物,被太太发现了,就立即辞了她。太太说一个女孩子接受男人的礼物会出事。我姐姐不明白什么意思,也只好回家了。” 

 

      “什么礼物呀?” 

      “就是一双外国的高跟皮鞋。我姐姐从没穿过这种鞋,我们都想看她穿上什么样。我反正不喜欢那样子。她穿上没走几步,就把脚崴了,现在还疼得跟床上歇着呢。我妈说这外国鞋有什么好,那家太太成心想算计她。可惜呀,我爸把鞋扔到河里,姐姐再也看不见它了。姐哭了一整天。她羡慕那些穿着高跟鞋在街头上扭来扭去的大小姐,说如果不把鞋找回来,就不出门了。” 

 

      两个小点的女孩踮起脚,学她走路的样子。我们全被逗乐了。 

      然后,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在火车站干活时被严重烧伤,成了残废,每天还要去车站搬运行李,另一个男孩跛着走了几步说:“瞧,他就这样。” 

      他们讲的每个故事我都爱听。我也给他们讲了几个西方故事,他们好像全都听懂了。我们有时还玩上课的游戏,我教他们认些简单的字,并由此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我真为能教人识字而骄傲,沉浸在极大的快乐之中。

 

      玩游戏时,他们从不捣鬼,大的也从不欺负小的,谁没跟上,还能认真地听取意见。我和他们一起玩过“扔石子”、“跳栏”和“开火车”的游戏。“开火车”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每人都是一节车厢,一个接一个站好,互相抱着腰,开起来像一条长蛇。我喜欢当最后一节。大点的男孩假装火车司机,一小男孩骑在他背上当烟囱。他一喊火车开了,我们就在墓地转起来,爬过一座座坟头,好像翻过山峦。然后火车缓缓驶到一片空地,那儿有个大女孩假装站长。她一吹哨,火车就停下来。 

      他们也爱吵嘴,但都听那最大女孩的,也常打架,可从不记仇。 

      我们在一起时,他们常向我讲些他们的小麻烦、小苦恼。 

      一天,一个小男孩满心喜悦地对我说:“瞧,我这有六个铜子,能买两个肉饼。我爸我妈昨晚吵了一架,我爸走了。我妈给我钱,说她今儿不做饭了。我想买个猪肉饼,肯定特好吃。真希望我爸永远别回来,这样我每天都能吃肉饼。”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追看一只飞过空中的鹰,听到从远处灌木丛里传来了吵闹声。我走近些,发现是一个老妇人在和一个警察争执。 

      老妇人面色苍白,满脸皱纹,如干瘪的黄瓜。她那病猫一样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破布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她的牙都掉光了,说的什么含含糊糊,但她不断打着手势,使我终于明白她在讲什么: 

 

      “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长官。跟您说实话,我真的一点不在乎您逮我走,判死刑也没事。我倒想坐牢呢,跟牢里呆着,无忧无虑,每天还能吃上饭。我只求能吃饱了,死也踏实。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早晚得饿死,还怕坐牢、处死不成?长官,我不傻,我有脑子,用不着大惊小怪,您带我走我真乐了。可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可怜的女人,两个星期,都快烧死了。没钱看病买药,连吃的都没有。她只想为孩子也得硬撑着,不能死。而我得照顾她。您听见了吗,长官?” 

 

      她停下来。警察说:“盗棺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可我们要是饿死了,法也救不了我们,世上哪有这事理儿。我男人多老实呀,从没犯过法,饿死了。我儿子那么孝顺,卖苦力挣的那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口,自己吃不饱,也死了。我要是规规矩矩,不偷点拿点,也就死了。法帮不了人的忙,要它有什么用?哦,我刚才说哪儿了?对,可怜我这穷老太婆,一家五口全在您手里。您要让我走,他们还有活头。我把儿媳妇照顾好了,她还能挣钱养孩子。那时,我踏踏实实地去坐牢。发发慈悲,救救我们,长官。” 

 

      警察顿了一会儿,说:“你也太狠了,来偷死人的头发。” 

      “您说我狠,那可不公平。”老妇人尖笑着,那笑声像冬夜里乌鸦发出的叫声。“我才不狠呢,您是没到过我们又穷又破的家,您要是听了我儿媳妇病得直唉哟,孩子们饿得直哭,就不会这么说了。女人死了,头发再好也没用。没人理会她长得什么样。保不齐她还乐得让我拿她头发哩,她还能帮五个大活人多喘几天气儿。我看她不愿为了头发让您把我逮走。” 

 

      “我忙着呢。”警察说,“没工夫听你闲扯,我只知道你犯了法。上司让我逮你走,我也没辙。跟我走吧,老太太,多说也没用。我够留面子的了,都不捆你。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别找麻烦。” 

 

      “我要是走了,生病的儿媳妇和孩子谁来管哟!”老妇人浑身发抖,连步都迈不开了。 

      警察冲她喊到 :“我再说最后一遍,跟我走。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把你捆着拖到街上。” 

      老妇人呜咽着,又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我很难过,又帮不上忙,眼里盈满了泪水。 

      她硬撑着想走,但突然摔倒了。她绝望了。 

      “走,你个没良心的。”她尖叫着,“走,我才不怕坐牢呢。” 

      我把墓地上发生的事跟妈说了,她很同情那个老妇人。那天下午,妈去看了那老妇人生病的儿媳。回来时,显得很悲伤。 

      “张妈,快来。赶紧拿钱去请个医生给她看看,她病得很厉害。”妈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张妈。“拿到当铺去,把钱给那可怜的女人,也许能帮她一点。” 

      我记得半夜醒来时,张妈和妈坐在一起,显得特别难过。 

      “张妈,那女人怎么样?”我问。 

      “死了。” 

      “孩子呢?” 

      “小点的先死了。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现在邻居照顾他们。”张妈说。“今儿晚上你妈做了件大好事。我给她钱时,她笑了笑。她说不出话。打了个手势,指着大孩子说:‘饿。’然后点了点头,就静静地死去了。” 

 

      “我真担心她连棺材都没有。”妈擦了把眼泪。 

      “我也担心没棺材。”张妈说,“可我见邻居一位老太太带了些吃的和钱来,我想埋她没什么问题,就离开了。” 

      妈对张妈像待一位老朋友。她们经常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担心。”张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老爷。王妈在门口看见我了,她让我们小心点,说六太太已经怪我们了。她说我们存心想把那女人的病传到家来,还担心她儿子会染上。” 

 

      “小十。”妈说,“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去坟地。开学前,呆在家里读书、画画,闷了就看看架子上的书。” 

      我没说话,也不敢看妈的脸。她一定很伤心,声音都在发颤。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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