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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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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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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眼看“鬼狐”“士林”(之三):《儒林外史》:折射现代“士林”的众生相  

2011-03-14 07: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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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角度,跟《聊斋志异》一样,《儒林外史》也是“小说”的历史,“外史”本身亦是借“稗官为史之支流”,且多用“微词”、“狙击”之史笔。

    比起当下动辄下笔数十万言,三五年一部,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花十几年时间才含辛茹苦写完《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像他的同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一样,一世一部却流芳。这已无需多说。

    说到《儒林外史》,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种似乎已成既定模式的评价,并非有什么错,只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儒林外史》的批评矛头主要是针对以八股取试的科举制度,作品塑造了一群热衷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而我想说,《儒林外史》对当下依然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代又一代在高考路上奋勇前行的现代“范进们”、许多读书人的利欲熏心、有些已渐成潜规则的学术腐败,等等,有多少不是该由新生代的吴敬梓们进行辛辣讽刺的!“功名富贵”之风席卷士林,许多人为求此而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甚至“礼义廉耻,一概都灭绝了。”

    事实上,《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古典名著在当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命运,即一个成为媒体炒做的文化噱头,一个却受到冷落,这种强烈反差同样值得思考,至少它是学风浮躁与随众心理的一个侧面反映。是文化出了问题,文化人出了问题,还是存在即合理,谁都没有问题?

    因此,思考《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是有益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利益驱动”体现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身上,功名富贵的核心就是当官。其实,即便拿现代考试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评定职称、申报学位点以及重点学科等“功名富贵”的事情上,也体现着与《儒林外史》相类似的“利益驱动”。不过,问题是,对“利益驱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道必须得用中庸之道来平抑吗?再者,把当官当成人生唯一价值取向的“马二道路”,势必导致教育的功利化。

    以现代视角看范进,他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他是科举制的牺牲品,还是幸运儿?同样是耐人寻味的。凡事都有两面性,看待事物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特别是对古人,要给予“理解的同情”。拿科举来说,一方面,透过《儒林外史》,的确可以看到它的腐蚀性,扭曲人性,制造废物,像中举前的周进、范进们无一例外;但另一方面,从科举制度的历史源流,又可看到,它的确是封建社会相对来说最为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

    这样,吴敬梓的讽刺笔墨也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比如,读者耳熟能详莫过于范进中举后的大笑、发狂,但有多少读者是在领略人物描写的讽刺笔墨的同时,更感到它是人性之笔呢?换言之,吴敬梓对范进并非简单地讥笑、批判。想想看,在30几年的时间里考了20多回,经受了那么多灵与肉的双重磨折,突然中举之后,他的大笑、发狂不正是最自然的一种情感抒发与宣泄吗?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在给封建科举制唱颂歌。倘若如此,倒说明以前对科举制的否定过于简单了。

    由《儒林外史》反观今天的教育制度,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或缺陷。简单说两点,第一,我们缺乏尊老敬长的教育。当然,教育不能仅仅单纯来自学校,而应由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来承担,学生呆在家里的时间毕竟有限。最近,我女儿回到家,常称呼我为“老大”。我当然不会对她这样的称呼而暴怒,因为我知道她是在学校受了同学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又来自社会,来自目前的文化生态。电视、报纸、网络,“恶搞”盛行,“Q版”不断,多的是娱乐、炒做,缺少了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电视为例,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失去了文化担当,多可怕啊!

    第二,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能多一点同情、关爱与悲悯,对同类多一点理解、容忍与宽恕,社会便会多一分和谐。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各个方面、环节的和谐,单拿教育来说也是如此。老舍先生有篇幽默散文,题目叫《考而不死是为神》。意思是考那么多的试,考完以后若还活着,就是神仙啦!但没有办法,考试是制度,不论封建科举制,还是现行的高考制度,虽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像高考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它们毕竟是相对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唯一合理的硬性标准。

    然而,应试科举的场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提着拷篮,住在狭窄的号子里,一考就是好几天。但我想,那些举子们,在忍受那样一份磨折的同时,心里一定会充满一种期待,那就是,他们把这视为通往仕途的唯一路径,一旦考中,就会像中举后的范进一样,成为科举的幸运儿!对许多人来说,高考也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意味。

    这又让我想到了蒲公,他性格温厚,却又刚直,与时尚相左,对时势看不惯。我也时觉自己身上有点儿蒲公的“刚直”,对时下很多流行的东西看不顺眼。现在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文化、消费文化、休闲文化,似乎成为了主流。各类媒体的文化版面、文化板块、文化栏目,几乎全让位给了那些灿烂“星汉”。明星成了文化的代名词。记得数年前某电视台二套节目有个“每日文化播报”,可每日播报的净是些“星们”的“萍踪侠影”。我曾试着打过电话,说我们这儿有公益讲座,是否可以播报一下?人家回复说,那要产生些费用。就是要钱嘛!这时,我便涌上来一股蒲公的“刚直”劲儿,没钱,不报拉倒。现在好了,人家索性改成“每日文娱播报”,“文娱”要的是“文化娱乐”,而不是单纯的文化。这下没话说了吧!

    现在,遍地开花的是文化娱乐,我们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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