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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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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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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鲁迅与被鲁迅骂  

2008-10-14 16:1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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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恐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鲁迅那样,生前“骂”过那么多的人;同时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像鲁迅那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一直被那么多的人所“骂”。而且,对于鲁迅“骂人”与“被骂”的“是非曲直”,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捍卫”与“攻讦”到常要超出学术论战的“公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评说鲁迅的“骂人”及其他,或多或少还具有了意识形态晴雨表的意味。

对于“骂人”,鲁迅的态度很坦然,亦很率真:“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也确如鲁迅所说,自古相轻的文人,单单一个“骂”字,就生出了多少是是非非。当世“骂”当世,今人“骂”古人,时下掌握“骂语权”的,谁也不敢保证死后就逃得过秋后算帐式的“骂运”。“骂”的传统真可谓源远流长了。但能知或识“骂之道”者几何?“骂之道”又由谁说才称得上是“道”?因为“被骂”的无论谁,只要“骂语权”一息尚存,是绝不甘于俯首承认“骂人”者就是懂得“骂之道”的,否则,岂不成了刀俎上的鱼肉。而“骂人”者又常常是自居深得“骂之道”之三昧,以为“被骂”的人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且能“骂不还口”,才算懂得“骂之道”。不知在“骂”与“被骂”之间该如何实行“费厄泼赖”?

    我想,若由此来学术地看待几十年前的鲁迅“骂人”与“被骂”,倒可以相对有一颗平常心。以鲁迅当年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为例,陈西滢对鲁迅的微词大概源于他觉得,“他(鲁迅)常常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在论战中与徐志摩一起坚定地站在陈西滢一边,而感到受了鲁迅误解的李四光以为:“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使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功夫。”不过他在致徐志摩的信里,也谈到了好友陈西滢的“尖刻”,“通伯与我相识有年,他的天才和热心我向来很佩服,可是他的那一支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

    鲁迅当然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量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然后“痛打落水狗”的原则,“一个也不宽恕”!

    鲁迅与陈西滢论战正酣,作为双方共同的朋友,胡适曾出面调停,他分别写信给参与论战的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善意相劝:“你们三位都是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撇开了“公是公非”的胡适,最后恳切地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从这封信里已能看出胡适一生坚守的“容忍与自由”的自由主义理念。后来当鲁迅在文章中对胡适时有微词,他从未与鲁迅公开论战。

    不过,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评判一个文人作家的“好”“坏”与否,常以是否被鲁迅“骂”过为标准。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像陈西滢、梁实秋、林语堂等,在无产阶级文学史里成了“乏走狗”、“落水狗”,也就地位平平。鲁迅自有他“骂”的理由,虽然鲁迅一度成为了“人造神”,但他毕竟是人,并非凡被他“骂”过就必是“坏”人;反之,也未见得没被鲁迅“骂”过的就是“好”人。或许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鲁迅的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论战的写作方式。”并“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使其“永久价值”“受到一定的损害。”

     我想,拿闻一多对于鲁迅“骂人”与“被骂”的认识来说事,或可品出别一番的滋味。1936年10月24日,鲁迅刚刚去世不久,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会举行的一次追悼会上演讲时,心中还抑制不住“积怨”,以和上述他的好友陈西滢、徐志摩、李四光如出一辙的话语方式表明:“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微词溢于言表。

八年以后,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会上,闻一多还是在演讲中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

    一前一后两个闻一多,竟然判若天壤。我想,理由很简单,鲁迅还是那个鲁迅,而闻一多已不是那个闻一多。前者是尚未脱“新月”气的闻一多,后者却已是脱胎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而正是这个闻一多最后遭到了专制政府的暗杀。忏悔的闻一多不惜“现身说法”:“有人不喜欢鲁迅,也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

闻一多不仅在鲁迅死后,成了鲁迅的知音,更由鲁迅越发认识到,“有些人死去,尽管闹得十分排场,过了没几天,就悄悄地随着时间一道消逝了,很快被人遗忘了。有的人死去,尽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时间越过的久,形象却越光辉,他的声名却越来越伟大。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鲁迅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

    另一位鲁迅的知音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国家。”

    现在,我们缺少鲁迅,缺少闻一多,缺少郁达夫,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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