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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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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之二)  

2008-03-12 23:0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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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只有关于老舍与诺奖的情缘留下了似乎完整到无懈可击的“史料”,然而却是破绽百出。

 

    我最先看到的是这样一段不容质疑的描述:“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有意思的是,几乎从没有人去怀疑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的推想是,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我曾向老舍之子舒乙核实,他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

 

    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还是在2000年,诺奖揭晓前,有媒体对舒乙的演讲报道:“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媒体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大概已经忘记她确曾写文记述过此事。她在文中写到: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众口难调的口述版本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口述”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说过”,甚至使曾做如此说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此,我专门请日本友人向这个“说法”的源头藤井荣三郎求证。藤井先生在回信中说(着重线为藤井先生所加):“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不知写完信的藤井先生是否尚觉言有未尽,又特意在信尾补上一段“附记”:“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说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另一个“尴尬”,即瑞典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的马悦然,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期《明报月刊》,同期发表了《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大使如是说)。看来那唯一的历史真实,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最后5人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传”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也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不过,就老舍是否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我想,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实情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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