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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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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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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理想在汽车尾气中“等待戈多”  

2007-09-26 15:2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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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中先先生在讲启蒙世纪的法国文学时已经提到,法国文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则又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有自己新的高峰,新的特色。20世纪的法国社会虽不像19世纪那样经历了种种变革,但它目睹和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法国文学的创作。

 

    余先生在演讲《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向》时,又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及流派之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做了简约精到的介绍。像余先生介绍的这些流派,对8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写作者来说,耳熟能详,诸如后期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还有那些重要作家,如瓦雷里、克洛代尔、萨特、西蒙"波伏娃、加缪、贝克特、尤奈斯库、罗伯"格里耶克罗德"西蒙、普鲁斯特、纪德、尤瑟纳尔、杜拉斯,还有其他我们暂且称之为文学先进国家的各种流派及作家作品,等等,都在那个“新时期”蜂拥席卷而来。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几乎在短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外部世界所有我们觉得可资模仿借鉴的流派、作家、作品。在一般人印象中,法国人是富于浪漫激情的。在小说写作上,也体现出法国人在艺术上大胆创新的标新立异精神。正如余先生所说,除了这些主要流派,一些小型的流派更是多:平民主义、一体主义、OULIPO、新理论批评、新寓言、新浪潮……由于这些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验,法国文学始终走在世界文学的最前列。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可以找到任何倾向的文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余先生讲到的两个细节使我生发出两点感触。

 

    第一,在很多情形下,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自然不自然地便处在各种各样的荒诞甚至荒谬之中。就拿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应该怎么做,但几乎所有人又都莫名其妙对其无能为力。比如我们的交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便常有这样的情形存在。以交通为例,通过那四天的测试,北京人都感受到了交通的相对畅通,大气的环保指数提升。可四天一过,依然如故。也许到奥运会时才会再这样。可奥运会之后呢?城市是大家的,道路不是专给有车一族建设的。一个城市理想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安居乐业。可现在,北京在机动车300多万辆的基础上,每天仍以1000多辆的速度增加。稍微宽点的街道,路边上几乎全都辟成了停车带;居民小区里,凡有点儿地方够停一辆车的,便都被车挤满。骑车人、行人的空间被机动车鲸吞蚕食,人们的肺正在汽车尾气的强暴倍受煎熬。据报载,已有科学数据证明,测试的四天,基本是阴天,但道路畅通,空气达标;而测试过后的第一天,人们头顶是蓝天,但空气指标却再度不及格。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双轮革命”,甚至有的国家还定出制度对骑车上班族给予奖励。每天我们要在交通拥堵中上下班,每天要在汽车尾气的污染中生存,没有办法吗?为了宣传,我们也推出了无车日活动,但这对于我们的肺来说,呼吸畅快是有限的。因为比起财政收入的GDP指数,肺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有“等待戈多”!为了公民能有个健康的肺,把机动车的单双号行驶制度化,是当务之急。

 

    第二,由余先生讲到对罗曼"罗兰的矛盾,我又想到其实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中,像这样被强势话语遮蔽的现象也很多。1988年知名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到今天,快20年过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重写以及重写什么,还是个问题。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对文学史的重写,也越来越变为可操作的现实。仅举一个小例子,我最近看了一篇论文《“甲寅派”考辩》,通过对月刊、日刊、周刊三个时段《甲寅》的考证、辨析,提出应以“前甲寅派”、“后甲寅派”来对“甲寅派”进行重新诠释,因为以往在文学史中作为常识被确定下来并强化叙述的保守复古的“甲寅派”,只是“后甲寅派”的作为。而月刊、日刊时期的“甲寅派”是进步的。“它纵论时局,抨击国内政治,反对袁世凯的复辟、专制,鼓吹宪政、共和。”月刊历史时段的《甲寅》集结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声。《甲寅》月刊也正是被袁世凯查禁停。而日刊历史时段的《甲寅》,登载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成为重要特色。并与《新青年》互为呼应,并驾齐驱,开创了一代新风。因此,对前后两个“甲寅派”不加说明,而只把“后甲寅派”笼统当成唯一“甲寅派”的提法是错误的,当在文学史中予以纠正。文章也对文学史何以会以强势话语裁定“甲寅派”的反动,并被文学史长期共识做了分析,不仅从新诠释了《甲寅》,同时也呈现出章士钊的另一个历史侧面。从这个角度,恰恰可以很好说明,文学史太有重写的必要,而且已经明确该如何写,至少对“甲寅派”来说如此。

 

    现在再来看“新时期”时段的文学写作,一方面,当通向世界文学的窗口打开以后,作家们好比一个饥饿的人面对一桌大餐,看到那么多新奇的好吃的,什么都想吃点儿,又恨不能把所有东西一口气吃光,这样难免会造成消化不良。历史地看,我们一方面要对中国作家艺术上的模仿、尝试、实验、创新做出积极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学术地对我们那个时段文学创作上的缺憾,做出理性的分析与评价。这一样有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

 

    余先生最后讲到,世纪末的法国文坛,非虚构形成了一种倾向,历史小说、传记、自传性作品(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曾引领时尚。尽管目前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了大的文学运动,但各类风格的作品,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尝试始终层出不穷,保证了法国文学依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不知是不是我们受了这种影响,现在的图书市场,也是这类非虚构图书好看好卖。至于文学的未来,还是让我们一起,“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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