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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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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老舍收尸已不重要  

2007-07-18 09:1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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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的《法制晚报》登了一篇记者的采访报道,题目是《白鹤群:我没为老舍收尸》。里边记录下白鹤群先生的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采访者是完全根据录音进行整理的(指我和夫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中关于老舍之死对白鹤群的采访实录),当我跟采访者说:‘你说是你捞的,我说是我捞的,他说是他捞的,我来告诉你们打捞老舍尸体的两个人吧……’就在此时,采访人更换录音带,而我仍在不停地说。于是,《口述历史》一书把我也写成了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其实是不正确的。”
想必读者在看完之后的第一感觉也许是,这两个做口述史采访的人怎么能这样?人家后边还有话呢,“更换录音带”就断章取义,把人家说成了打捞者?真不负责任!
可我不知如果您在看完整个采访录之后,是否自己就能分析出到底是我们“更换录音带”了,还是白先生“更换”了自己的记忆。

第一, 单说整理出来的文字稿,白先生提到的那句话,是他在刚开始录音不久说的,远没有到“更换录音带”的时间。
第二, 在这句话后面的文字当中,白先生不止一次提到他参与了打捞。列举如下:1、他说,“和我一起捞的人叫韩庆祥,我明天带你们去他家找他。”2、“他(指唐浩澜)看见我们捞了。”3、当问他,“您当时拉尸体上来,有没有看见眼镜、拐杖什么的?”他回答“我没拉,我胆小,一直在船上呢。”4、又问他“您发现尸体并把他捞上来,为什么没有去报警呢?”他说“这不是我的责任”。5、再问他,“您当时打捞时,老舍是扎在泥里还是漂在湖面上?”他说,“漂在水面上。我们为什么把他放在那儿呢,因为只能把他放在一个没人去的地方。”白先生没有提及这些,是因为这几处无法“更换录音带”吗?
第三, 确如白先生所说,“这本书的采访者是完全根据录音进行整理的”。那最直接、最正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便是我们完整保存着的当时的录音,还有录像。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把十余年来所有采访老舍之死的录音录像资料,都捐给了我所服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任何人都随时可以来查证。否则,如果只凭我在这里说白先生是怎么说的,而他再出来说他没那么说,就无法对证了。
我搞了十余年口述史,对这样的事已习以为常,即使因记忆的误植而带来口述史的不同版本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并不希奇。因此,我不会怪白先生是在自我否定。相反,有意思的倒是,他的这一最新口述“我没为老舍收尸”,已经成为了另一个记忆版本。记忆的梦本来就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更何况它可以为“口述史理论”提供又一鲜活的例证,即事过境迁,一个人可以用后天的记忆去替代以前的记忆,并由此产生出最新版本的“口述历史”。其实,不光个人,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常会因“时代意识”的变化而出现历史“录音带”的“更换”,许多国家的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证。我们不是接受过许多被“更换”的“正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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