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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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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唯有我知音  

2007-05-08 13: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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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用毛笔写字,还是在小学的大字课。而第一次将毛笔字用于实践,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抄写“大字报”。那真的只能叫用毛笔蘸着黑墨写在大红或大白纸上的大字,横着书写,歪歪斜斜,不成章法。但态度虔敬无比,觉得是在经受“文革”的洗礼。1966年“文革”红色风暴开始如火如荼席卷神州时,我才1岁。不知别的同龄人如何,反正我儿时记忆中的三原色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红海洋”、“绿军装”、“大字报”。小学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就系上了红领巾,那时不叫“少先队”,而叫“红小兵”。因为“小兵”的上边还有更“大”个的“红卫兵”。我是多么渴望能尽早地融入其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书写大字报!
    这是那个年代“猛男”、“超女”的偶像标志,我的自卑心理也由此而来。班里有一半同学都是部队子弟,上学时常穿着父亲肥大的“的确良”面料的绿军装,一脸傲慢的神情。那时没有军衔,哪怕谁的父亲只是个排级干部,他也是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我央求早年当过兵的父亲给我弄身军装,他托朋友带回一件只有上身两个兜的布料士兵服。我只穿了一次便扔还给父亲,因为遭到了那些穿军官服的同学们的奚落。
    那时填个表什么的,都要填家庭出身。同学中有一半都神气活现地填“革干”、“革军”,而我只能无奈地填“工人”。心里直抱怨父亲干吗早早复员,要不在“空司”当过警卫员的他,怎么着也能混上个营级首长。那样,我又何必要等到学校请老红军“忆苦思甜”时,才出风头儿。听完忆苦报告,老师让同学们第二天说出谁的家庭出身最苦。放学问父亲,知道奶奶在农村时是贫农,生活很苦。我问贫农是不是最苦的,父亲说最苦的是雇农。第二天,我骄傲地告诉老师,我的家庭出身是雇农。这下,我成了班里家庭出身最苦的孩子。后来再填表时,我把“工人”改成了“雇农”。
    原来自卑与虚荣是一对孪生子,而且生命力异常顽强到会与孕育其生的胎宫终老至死。至少我在学习书法、篆刻时,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轮回。
    学写楷书对我是一种折磨,无论欧体、颜体,还是似乎完美到无懈可击的柳体,怎么写都不出形,更不要说书法的味道。主要不在用笔,而在字的间架结构。不知这是否同我的方向感、空间感极差有关。但我确信它可能会遗传,刚上二年级的女儿,一年级在书法班学柳体,一年下来,若非摹写,临贴的字与我当年写大字报可有一比。虽然女儿班里有个小男生柳体字写得像模像样,我还是抱怨打小就练柳体有点儿勉为其难,因为它太严密,太严格,太严谨了,与少儿好动好玩的天性相左。而事实是,女儿跟她爹一样,天生就不是写楷书的料,也不知能否仰赖后天的笔补神功?
    楷书写不好,行楷、行草就成了无根之木,柔弱无骨,杂乱无章,势在必然,遑论“书法”。庆幸的是,我又可以用“雇农”的虚荣,来掩饰并非“革干”、“革军”的自卑。这已经是上了大学的事,看到同学中有人会刻印章,心下生馋,也想运刀于石上。但要刻好印章,第一步须先学写篆书。于是,我报了一个书法篆刻班,开始每天在废旧的《参考消息》练习篆书。而且,很快为自己找到一个儿时写不好楷书的正当理由,记得好像是邓散木的《篆刻学》里说,“学书,必先究于篆。”
    这样,我也就没有理由不“先究于篆”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过去,自己觉得写得有点样儿了,便开始在元书纸上练篆书。那时,还跟父母住在大杂院里。院里一位年龄比我小许多,照辈分却要叫我哥哥的小女孩,常来看我练字。一天,她说我不是在写字,而分明是在“画”字。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小孩子在瞬间生出的感悟往往是那么的充满了灵性。是啊,那之后,我就真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画”字了。试想,最早的汉字不就是祖先“画”出来的嘛。
    没想到,我居然对“画”写篆书上了瘾,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拿出三四个小时,练习篆书、篆刻。我几乎临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篆书字帖,从甲骨文、石鼓文、《史籀篇》的商周大篆、秦李斯的小篆,直到清邓石如、吴让之的篆书。我喜欢石鼓文的古拙,喜欢铭文的逑劲,喜欢小篆的严谨,喜欢吴让之的散淡,最喜欢邓石如的秀逸。
    随着“究篆”的兴浓,开始尝试在一方方的石料上分朱布白。按篆刻老师所说,先笨拙地临刻了一些秦印、汉印,等运刀稍熟,便照着印谱临刻起诸多篆刻大家的印章。刻完,盖在宣纸上,“虚荣”地顾影自怜。有的石料刻了磨掉,再刻,石料一点点变小,直到变成一个小四方块。我曾把一小四方块,六面都刻满字,送给了那个说我“画”字的小女孩。
    我依然最心仪邓石如,他的篆刻像其篆书一样,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书之秀逸,印之俊雅,使我醉然于那一寸盈方的情韵、情致与情调之中了。其实,不论其书、其印,都是其人。而书、印之品在学养,学之不深,养之不厚,书之品亦不够。我想,这也是当下难出书法、篆刻大家之根由,尘世浮躁,匠人多如过江之鲫,此当归孔方兄之功也。古人云,一等胸襟作一等学问,有一等学养,习书、治印或可成一等之品,物欲则几使之成赝,不为也罢。
    上大学时,篆书使我的“虚荣”又一次得到满足。那是与日本大学生书法交流,学校要选赴日参展的书画作品。水墨人物、山水,我也曾想染指,花钱报班学了几天,便发觉老天似乎只让我有“画”篆的命,只好半途而废。因此,我领命交上一副篆书唐诗。题款时,犯了难,便又开始了“自卑”。因当初没先“究”好楷,竟让我此时在尚看得过去的篆诗下无力着笔,写下自己的名号。最后,我那副篆书之所以被选上,至少有一半应功归书法老师为我捉刀题款。
    也正因为此,我几乎从没以书篆送朋友。另外,也有不知情的朋友看到我狗趴一样的硬笔字,对我会抹两刷子“书法”表示疑惑。每逢此时,我都会解释,我是“先究于篆”,好像我的篆书真写得怎么样了似的。最近,为了陪上书法课的女儿继续练“柳体”,我也开始“究”楷。趁此也提请蒙其不弃,想让我抹一笔书篆相赠的朋友,在令我“自卑”的题款达到令我“虚荣”之前,您是没有指望了。
    虽也未见得就拿得出手,我倒给友人刻过些名章。父母有时为了能让孩子学有所长,常会不失时机地让你以“虚荣”打败“自卑”。拿我来说,父母肯定是向同事吹嘘了儿子会刻图章,要不怎么会给我找活儿干。我甚至干过这样的苦活儿,母亲有位同事想在有机玻璃上刻下手写体的名章。为不让母亲丢面子,更是为了让自己挣“虚荣”,我把几乎半个月的业余时间都耗在了那块坚硬无比的有机玻璃上。
    闲章我很少刻,似乎只刻过两枚,一是“大雅”,刻在一方瘦长的寿山石上,印面也不大,前不久刚让一位听说我有此好的女编辑朋友“生抢”了去;二就是一直留在手边,任谁“抢”也不撒手的“看来唯有我知音”,印钮是个端坐的弥勒佛。记得这是一枚仿刻的印章,出自哪家印谱早已经忘了,也可能是今人刻的,因喜欢这七个字的象外之旨,且朱白颇有韵味,便掠美至今,并慢慢对它生出了感情。原因不外有二,它是我许多年前临刻的“旧作”,是对自己曾几何时运笔走刀的一个念物;更重要的,它还是认知自我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镌刻下我这个主体至今尚存的“自卑”,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满足我把客体引为知音的“虚荣”。比如,读过哪本书,觉得跟作者仿若有了心灵和思想的契合,便饱蘸印泥,有章不假地盖上,纵使子期不遇,“看来唯有我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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