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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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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铁凝(中)  

2007-05-18 17: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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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很多的作品,就像父母可能会养很多孩子,虽然很多,但他也会难免对其中的某个流露出过分的偏爱或者是喜爱、偏心。面对您自己的这么多作品,您比较偏爱哪个?偏心哪个?对那几部作品更满意?中、短、长甚至散文都包括。当然父母对每一个孩子都是爱的,因为都付出了艰辛,但我想知道的是那份过多的偏心。
铁:我现在倒想反问你,你回答了,就省我的事了。你如果一定要问我,当然,我以前也得到过这样的提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长篇小说我还是最看重《玫瑰门》,其次是《大浴女》,但《玫瑰门》是我的整个创作当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篇小说我喜欢我九十年代初的《棉花垛》、《对面》和后来的《永远有多远》。短篇也许多一点,像早期的《香雪》还是我喜欢的。在技术层面上更成熟一些的可能有《孕妇和牛》、《安德烈的晚上》、《马路动作》,包括这两年的《谁能让我害羞》,去年的《逃跑》。这样的短篇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散文也喜欢一些,就不说了。
傅:由您自己的喜欢,我想到,我看到过一个评论,眼睛一方面是挑剔,另一方面还是很“毒”的。他说一个作家肯定是要用心血写作,流得更多的应该是血,而不是墨水。他说在您的《哦,香雪》里,看到您笔管里的血酣畅的流过,《玫瑰门》是血液的大释放,而其他的作品好像就被墨水冲淡了,像《大浴女》不过是写一个颇多生活曲折的女人的故事。您怎么看这个人的评论?觉得他是不是刻薄,又是不是准确?
铁:我不习惯评论评论家的评论,因为我觉得作家和评论家的眼光总是有差异的。而且评论家之间互相也还是不同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所有的说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怎么样用心最多的在我自己作品的写作上。评论家的东西最多的对我来说,还是外在的一种现象。我想,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就我对我自己的作品,这样很笼统地把中篇、短篇都算上,我似乎还不这么看,不完全这么看。比如说,就这两年写的小说,总量可能比较少,像《逃跑》、《谁能让我害羞》,包括再往前推的《安德烈的晚上》这样的短篇,我还是觉得,它在字数上没有拉长,但是它在人性的深度上,我还是做了一些。通过这些例子,通过这些小说,我举的都是普通的人的很微不足道的角落里的故事,但我还是力图通过这样的写作,通过对这样人的描绘、叙述,力图在心理深度和人性深度上有更多的开掘。而这样的开掘可能使用更平白、更朴素、最简短的语言来完成的。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的一种追求。
傅:比如《安德烈的晚上》就是通过他很多的琐碎的小事、大事、人生中的不能自主、不能去选择,您主要来开掘人生中的这一面,就是自己在人生中往往无从做主,您是不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小人物把您对于人生的这种思考表达出来?
铁:对。有你说的这个成分。也有人问过我《安德烈的晚上》的写作背景,这个小说确实最初源于一个朋友讲的故事,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内心非常痛苦,多年来有这么一件没有做成的事情。不是两个人想约会一次吗?好了很多年,要分手了,分手之前想有一次约会,而且当时中国人的住房是非常窘迫的,在那样的前提下,哪有现成的一间房子让人约会?后来他们太紧张,极度紧张,找不到那个门口了,怎么也进不了那个门,就以这个来告结束。我听了以后,觉得就有一个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你是把它简单的哪来、写来,如你所说的,人不能做主、自主命运,好像都被约定俗成的某种东西就钉在什么地方,人一旦稍微有点自主,就不会运用这种自主,不知道他还可以自由,因为它对自由是陌生的。对他情感的一种选择和对他来说不是犯罪的那么一个很小的很温暖的那么一个情感的小波澜,都无法实现,也行,也可以。就像你刚才说得那样,也已经是一个小说了。但是我想,经营一个短篇小说,这个材料如果在这儿,我想一个作家,自己不愿意随便地抛掷材料,把你的素材很潇洒地胡乱地抛洒,我抓过来就写。
傅:作家要有节制?
铁:对。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把这个故事变成小说,它应该比已有的故事,有更深厚的东西。当时我没找到那个更深厚的东西,冥冥之中我觉得有,所以我先放着不写。所以,有的时候作家在短篇小说上花费的功夫,可能读者是看不到的。他会说,你就写了这么几千字,你还不一天就写完了?但实际上,我说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就我个人的实践来说,短篇小说的场面是那么小,场地是那么局促的限制,不能让你驰骋,但你怎么在这个有限的场地里给读者创造出无限的意象、景象?我想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的根本。实际上,因为有这个前提,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的构思、写作、经营,真的是不亚于一部中篇小说。作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我到现在为止都愿意做一个这样煞费苦心的短篇小说作家。写作短篇的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情怀。
《安德烈的晚上》我很可以写成,比如都是我直接的生活、间接的生活。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讲,有那么一位同学,当年有这么一件挺不是滋味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可是为什么不行?我不能把它写出来,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我预感到的更深的东西。后来,有一次我路过这个城市,石家庄有一条街道,我看到街道有很多老房子,这老房子是五十年代的。因为石家庄附近是产棉区,这个大工业城市的基础就是苏联专家当时帮助这个城市援建了很多纺织厂。大批外地的纺织工人,南方的工人,上海的工人,涌入,要援建这个城市的纺织厂。所以,这个纺织厂里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有南方的,上海、天津、北京的一大批人,整个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移民城市。有这么多的纺织厂,这个城市就要建房子。这就是我们已经提前盲目乐观地觉得,苏联老大哥的生活模式就是我们的未来,包括当时的女孩子穿布拉吉,男性穿偏领的乌克兰衫。楼房在那种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那么一个外观下,苏联专家援建的纺织厂就占据了这个城市相当的一个面积,都是苏式的建筑。今天再看给纺织工人建造的宿舍、纺织工人生活区,他们的生活区也是苏联的模式,每一个小区有街心花园,房子都是木地板的,还有排烟道,楼顶上不是这种平顶楼,也还都是有斜面的,排烟道上面的一个一个的小烟囱,那都是很时髦的,觉得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都是地板,在纺织厂里工人的宿舍、家属区都是地板。当时都是一样的模式,那样的厂房包括生活区和生活区里的小花园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再置身于那个房子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太可怕了。这种生活,不分彼此的,你走到任何一个门和第二个门都是一样的,都是整体划一的,集体无意识的。
我当时就觉得,我找到了。一个短篇小说可以没有背景,这个人可以生活在任何时代,对不挑剔的读者也可以交代的过去。但是我觉得听到了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找。没找到之前我不把它写出来。你的材料不能随便地抛洒,这个控制力,我觉得还是要有的。当我走过那条街道,走过那些厂房厂区,棉纺厂已经衰败了的,今天在四周的五星级酒店的环绕当中已经显得呆板、落魄、莫名其妙的、非常古老久远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当然现在还有许多人在那里生活着,我忽然为这个男女主人公,我听来的这个男女主人公,找到了一个生活的出处,即他们生存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可以呼吸的到的,有气味的,可感的背景。
傅: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的核的、灵魂的东西一下子找到了。
铁:对,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那种荒诞不是空穴来风的,也是事出有因的,其实也是有来头的。所以他就说,一个人领着一个人去约会,忽然太紧张了,敲不开门了。我想他更具备一种背后的、厚重的、难以言表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层意思,也就是整个我们民族所经历的那样一段历史。你可以不写那段历史,可以通过这两个人生活的场景,男女主人公在这种大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生活起来的,小时候玩着一块长大的,当他们突然就面对着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有很多活跃的因素,每个人的命运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他们的悲剧都发生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面对,他们在那种模式里已经麻木了,他不知去向,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表达压抑了多少年的,想要表现出来的,要有所行动的一种情感,温暖的小角落里的那么一点小感情。没有办法,他不会了。所以我想,如果《安德烈的晚上》打动了一些读者,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不仅仅就是一对男女没找到门。
傅:他们从安德烈身上看到自己很多生活状态也是这样。
铁:对,是这样。所以,我在听到这个故事一年多以后,才把它写出来。当时我老是不能放下,老是一块心病,然后,我忽然找到了它可以依附的那种景象,找到了能够写作《安德烈的晚上》这个短篇小说的可能性。否则我觉得我不具备那个可能性。
傅:《永远有多远》里面的白大省这个人物形象,同您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铁:有关,真的是有关系。
傅:您在胡同里生活过,接触过像她那样的市井女孩?
铁:是,那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童年的时候,我生在北京,父母到河北工作以后,就跟随他们到了河北。但是在河北的生活一直比较淡漠,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小孩。正好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由于我前面说到的我父母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就去“五七”干校了。这个词现在已经很陌生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词长大的,耳熟能详。知识分子集体改造,离开城市,又把他们集中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我和我妹妹又回到北京,回到我们本来就很熟悉的居住的地方,在姥姥家住了几年。我觉得包括写《玫瑰门》,写《永远有多远》,真正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喜欢文学,而且记者也会不停地问到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我爱读书、我喜欢写作文。
你说到北京胡同,我现在仔细分析,我对北京有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替代的那种情感。这跟童年少年的这段生活非常有关。我想因为父母有一次离开我们的家,到“五七”干校劳动之后,这两个小孩没办法带走,等于返回北京住在姥姥家,这段生活在我实际上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它是你最亲的人,但是当时我充满了抱怨。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有许多人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了,就在那场革命到来的时候,那场革命最激烈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对我的姥姥,这个亲人,当时作为一个孩子的眼光,确实是充满了抱怨。我觉得她对我们至少是不够好,现在我已经长了这么大了,回过头来我想,那个老人也可能有她的难言之隐,有她的境遇,她的政治遭遇也不好,由于出身不好,每天都处在一种焦虑中,每天都觉得危及到自己的安全,甚至每天听到革命打人的声音,又有人被打了。这时候又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外省的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孩子干吗跑这来住呀?我想这给她增加了一种无端的可怕的负担,使她整个的心情不好。虽然在这个不好当中,毕竟是孩子,在许多麻烦和不如意当中,还是有欢乐的。我把大部分的麻烦在《玫瑰门》里都写了。但是有不可抑制的,北京、胡同、童年的那些毕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的孩子,那些在胡同里一起相处过的女孩子,当然那时就是和女孩子玩了,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温暖的印象。还有我自己的很多亲戚,表妹呀,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淡漠,反而更强烈地凸现出来了,当我对人生的喜怒哀乐有了自己的体味之后,觉得这种不可再现的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另一种宝贵的珍藏。所以说,《永远有多远》里确实有我自己生活的影子,也有北京生活的影子。
傅:另外,是不是也想揭示一点这种人生的悲剧性?像白大省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有道德感,又仁义,却时常是不如意的。
铁:对。因为我所刻画的《永远有多远》里的白大省这个人物,我写这个人确实内心充满了对这个人物的疼爱,她有我亲戚的影子,但不完全。我在这里也要表示一下我难言的,说不清楚的,小说背后的故事。由于写了这个小说,我有一个亲戚都不理我了,她对号入座了。文学虚构的成分还是很多的,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东西。文学作品里没有现成的生活中的人物,从来没有过,至少在我的写作当中没有,就算那个人物再怎么生动,再怎么传奇,那就是文学了。作为文学仍然没有哪来就用的人物,不可能的。在《永远有多远》的写作当中,对于白大省这个女孩子的刻画,融会了很多很多我认识的女性,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身上也有白大省的色彩。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包括一些男性,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我的好朋友敬一丹,她读了《永远有多远》后说,她有一个同事是男孩子,看完小说后说,敬一丹,我觉得铁凝写的这个白大省就是我,现在我正在发生着白大省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她已经超脱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意义。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我注意听了,你说这个小说里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我想我是有这种愿望的。因为很多评论家更侧重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表达。后来,我在一些场合也说过,《永远有多远》如果只写了一个北京胡同女孩子的善良、仁义、对于自己面临的一些吃亏倒霉事的浑然不觉和欣然领受,都是让读者通过这些感叹现在的世风日下,通过这个女孩子身上传达出的可爱的硕果仅存的气息的渐渐消失而哀叹,我想这个小说也还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可看。但它不是一个好小说,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小说。我要通过这个小说表达我的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就是我想通过对白大省这个人物的叙述,来探讨一下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有多大。因为生活中的自己,我们现在成为的自己,可能都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己。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我相信是。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白大省,她已经被社会约定俗成地认为,你就是一个仁义的化身,吃亏让人的化身,你倒霉就倒霉吧,你要不倒霉我们怎么能够受益呢?她已经被划分到那个圈子里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有改变自己的愿望,是不是合理的呢?她是不是格外的应该被嘲笑呢?比如说她内心的楷模,她比较艳羡的对象,就是胡同里的西单小六,很漂亮很风骚的那么一个女孩子,让一般人认为,白大省要说出来就是滑稽的。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如果从人出发,对不对?但问题是,白大省的悲剧在哪儿呢?就是她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她有那么大的一个秘密,她被公认为是全胡同的一个好孩子,而她心里的秘密,她内心艳羡的对象是那样的一个女孩子。有什么过错呢?但社会不许她有这种愿望。
傅:对白大省来说,这种愿望是没有过错的,但周围的人似乎把她这个也给剥夺了。
铁:对,你有这种梦想本身就是滑稽的,当然接下来更大的悲剧意识就是她的可能性。她没有可能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最后才向社会说,我现在做的这种人不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可她必须成为那种人,以后在她漫长的岁月里,她也就接受了,她也就无意识地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吧。
傅:她也就把那种可能性和理性永远地埋在心理了。
铁:甚至她也认为,我这样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所以,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实际在《永远有多远》里,我想,除了有些评论家给她说了很多好话,东方美德呀,传统的消失呀,这在小说里都有,但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傅:反正我读的时候,觉得您不会纯粹为了表现一个女性的东方美德写这么一个小说,还有背后的东西。
铁:这就是我希望能够达到的。有一次一个导演在和我讨论要把这个小说改成电影,他有想法时,跟我说到了这个,我就觉得我和他能沟通。
傅:读您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从香雪、安然这样单纯的女孩子,以及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女性形象,多姿多彩的,性格复杂的,与您自身女性的成长,女性的成熟是不是在心理上成正比?或者说,您在变得成熟,肯定要比青春期成熟,是不是把这种对于女性的思考和自己的成熟状态赋予了笔下的人物?
铁:可能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成熟与不成熟,一个女性形象的丰满与不丰满,不取决于那个文学人物的复杂与单纯与否,跟这个没有必然联系。比方说在八十年代末我写了长篇小说《玫瑰门》,这里面的女主人公,我写她从18岁到80岁的市民老太太司漪纹,我想她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作品里最为复杂的一个形象,包括男性形象在内。但在九十年代初,我也写出了短篇小说《孕妇和牛》,里面很单纯的一个怀着孕的乡村妇女牵着一头同样也怀着孕的母牛,从村子里到城里去赶集,一去一回的路上的景象。我觉得她比八十年代初的香雪还要单纯。
傅:并不是说复杂的作家写不出单纯的人物。
铁:对。我想一个作家要是很有本领,穿越了人生的很多麻烦、苦难、哀伤、欢乐、忧愁、痛苦等等之后,你能够达到一种很单纯的境界,那是穿越了复杂之后的单纯,也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是我没有达到,也是我一直希望追求的境界。
傅:这种单纯不同于自己在纯真时代的那种幼稚的单纯。
铁:对。比如说写《香雪》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从少女中刚脱胎出来时候不长,所以在那时候我倒觉得,我能写出那么一篇小说来,也不太奇特。对于年轻的作者写出那样一种同样也年轻的,跟作者的年龄几乎相仿的女孩子,也不是一个很奇异的事情。但是一个作家写到80岁他还能有那么纯净的情感,那种明丽的心境,那就非常宝贵,非常不得了了。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有所追求,但是很难达到,我觉得这种境界太高了。
傅:您肯定看过一些男作家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形象,就您所了解所看到的,您觉得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您视角下的女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铁:这个首先还是不能一概而论,男作家之间也还是有差异的。
傅:大体上。
铁:大体上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我所看到的,笼统地说,也不是很科学的一种论断,直觉或者是仅就我个人的感觉。我想,大多理想化的色彩更多于有一些很厉害的女作家本身。
傅:您觉没觉得男作家在塑造女性时,以男性视角先入为主地去关照一个女性人物,很大程度上带有男权的色彩。
铁: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它只能以男性的视角观察女性。也不尽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所有男性笔下的女性都是有男权色彩的。比方说,我觉得托尔斯泰笔下的很多女性,不能说是处在男权色彩下。
傅:那是大师啊,我说的是普通的,比方说我们当下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女性的时候,甚至包括莫言,有很多评论家说他是带有男权色彩的,尤其对女性,怀着一种欣悦和欣赏的笔调、心情去描写她们肉体所遭受的侮辱。
铁:我倒是更愿意谈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有一个性别视角的问题。我一直也为这个问题困扰,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迄今为止我笔下的男性如何呢?我就想对我自己发问。我总是在写我笔下的男性的时候,老实说还是不如我写女性。因为我是一个女性,可能就更容易沟通,更自然自如一些。同时我又不完全相信。因为我现在写作的长篇里写了大量的男性,我写男性只能是揣测,永远是用心的、苦心的揣测,写女性当然就是感同身受。这是不是说,女性作家写女性就一定出色?男性作家就只配些男性?他写男性就很出色吗?我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里面意味无穷。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鼓起了我一点勇气。比方说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我看到了许多有男性阐释的女性形象,反过来也有许多女性由她的感受来表现的男性形象。我觉得都非常的感人,而且都弥补了相互之间的性别缺陷。比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那时候他的身材很粗笨,我有比较早期的录像,他的腰像水缸那么粗。但你为什么觉得你被他的魅力所打动?你会发现,他在表达女性的时候,有一种女性永远不能获得的看女性的眼光,是让你永远嫉妒的,没有办法的这种东西、这种表达。我觉得很感动。
反过来说,我们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我很喜欢她表演的《钟馗嫁妹》。裴艳玲是女性,她演钟馗,演鬼。我第一次发现只有女性演员才能把这个鬼,这个男鬼表现得那么细腻。她在舞台上的那些动作能让你流泪。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只有一个女性演员她能揣测出来,或者说她能感受出来一般的男性演员不愿意、感受不到甚至也不敢承认的男性身上的那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妩媚。她可能不像我们银幕上的那些硬汉演员,这种强悍状,肌肉非常发达。可能我们一些男性作家在写到自身时,他要突出那个刚阳之气,但在很多女性眼光里,女性所阐释的男性,或她们心目中有美丽的男性,也许不完全都是那些肌肉发达的,所谓银幕硬汉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化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女性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像裴艳玲所表现的这个男鬼,她用她的理解,她用她女性的眼光所表现的钟馗,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反而比男性作家阐释自身有一种更深入、更难得的那样一种气质和韵致。
后来我看到一个瑞士的雕塑家贾柯梅蒂的一些雕塑,他的男性也都是那种摇摇晃晃、很细巧的,有点东倒西歪的,特别瘦长的,他雕塑的男性都是体量不大,比较小的,就像一颗一颗的大头针一样,都像游丝一样,脚都挺大,腿都是很细,细胳膊细腿,互相视而不见地走来走去的那种场景。为什么能够打动现在人的心?这样的雕塑为什么能够一下就扑到你心里去了?比起罗丹的有些完美无缺的,《思想者》当然很伟大,你要看他的背后,你觉得脊背上的肌肉体现了思想者的痛苦,而不是那种姿势,拄着下巴,那种姿势倒不是那么打动人。到了贾柯梅蒂,他的男人身上倒没什么肌肉,你在这种飘摇的世界当中,感觉到的不是肌肉本身,而是那种空间感,人在整个世界上的那种孤独无助,但同时还是很顽强地走着、挺立着,你觉着那就要断了,可没有断。
傅:内心的那种力量。
铁:对。这样的男性的难道不从某个方面更打动你吗?更打动无论是男性的观众还是女性的观众吗?所以,从这方面我也受到一些感触,用到文学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这种差异。女性作家呢,我还是给自己获得了一点信心,自己写男性也许有一些男性作家所看不到的、他自己永远也不具备的视角。男人认为,对男人怎么能用“妩媚”这个词?“妩媚”不是只能用来形容女性,而且是对女性中的某种人才能用的词?难道男人身上也有这个,能用这个来打动女人吗?其实是可以的。我觉得并不是软弱的或是奶油小生的代名词,不是的。他是有更深的更内在的一种困惑或是无奈在里边。我觉得这样的形象是更真实的,比一些硬充硬汉的形象更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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