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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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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百家讲坛》主持人  

2007-02-05 10: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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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百家讲坛的台前幕后与电视的庸俗化》一文被编辑将题目改为招引人眼球的《谁把百家讲坛搞得这么庸俗?》之后上到新浪博客首页。此绝非我本意,且事先并不知情,还好事后及时对此做了更正。我并无意批评百家讲坛,而只想把自己对于电视文化的思考,借曾与百家讲坛有过合作的个人感受和体会,以及对目前的电视机制所导致的收视率才是电视庸俗化的“万恶之源”,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百家讲坛”只有选择适者生存。而且,我在文中一再强调,“百家讲坛”目前的“营销”之道,本无可厚非。因为人家做的是电视。我从一开始就是将电视与学术分开来谈的。但有许多只看了第一节文字而没看链接的后两节文字就断章取义的网友诸君,(此也是新浪编辑的责任,好在后来做了链接)禁不住抡起板砖恶语相向,甚至谩骂攻讦,透露出网络实在有其垃圾的一面。这也不值一提,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
         
   前文言犹未尽,还有话要说,再呈现续篇于此,仍然敬请各位方家指教。此文写于2006年9月。顺便提一句,当我向新浪读书擅自改题目之举提出抗议后,已经恢复。但这实在是一个不愉快的插曲,难免会引起有人产生误会。而误会一旦产生,又往往是费尽唇舌都难以辩白的。看来庸俗化常常是无处不在的。

文学馆曾“疑似”与“百家”合二为一
  
    现在《百家讲坛》的电视观众,乍一看这题目,就会觉得我有病,人“百家”根本就没有主持人,你怎么可能是呢?可以前《百家讲坛》的电视观众,还常有人向我打听,说傅先生,现在怎么您不主持《百家讲坛》了?是您太忙,退到幕后专搞策划了?我怕人听得糊涂,得绕着圈子这么解释:一,我本来就不是《百家讲坛》的主持人,在电视上我代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我本来主持的就是文学馆的讲座,是因为以前文学馆跟“百家”合作,“百家”按协议在央视播出文学馆的讲座;三,文学馆现在与“百家”不再合作,自然也就不在电视上播出了,而我依然在主持文学馆的讲座。

    这样说,人家才能明白。敢情有很多电视观众,在他们印象里,长期以来,文学馆的讲座就是《百家讲坛》。这里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理由,即文学馆的讲座最开始在央视播出时,每集前面都经旁白道出和字迹显示“在文学馆听讲座”的片头。而且,“百家”本身有许多节目,都是在文学馆多功能厅的演讲现场录制的,所以电视播出时的大背景和观众场景是一模一样的。到后来,我也没太在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播出节目时,前面一律换成了“某某某做客《百家讲坛》”。这样一来,在观众的心目中,文学馆似与“百家”合二为一了。
   
    不过,每集的前面,还都有我作为在文学馆现场主持演讲时的简短开场白,节目最后还时有简短的点评。在文学馆现场,我每一次最后都有即兴点评,这也已经是文学馆讲座的风格,有时还说得很长。口说无凭,有书为证。好多朋友很喜欢,这当然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电视播出时,开场白基本都能保证,我当然最在意这个,因为字幕上会打上我的身份——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而这是文学馆标识的体现。但每集最后的点评,常要看剪辑出的节目最后的时间是否富裕,如果剩了两三分钟,就把点评按两三分钟掐得丝毫不差;如果时间没富裕,便只好把我这位央视以外的主持人语,无论是否精彩,全都无情地删掉。

    所以,这也是许多观众朋友感到疑惑的,他们有人问,我们挺爱听您的点评,虽然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但怎么电视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呢?我只能调侃说,电视台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文学馆办的,人家哪能让我在电视上由着性子说。虽然虚荣心,(其实更多该是文学馆的权利,因为我在央视的出现,直接代表的是文学馆,而非个人,)也屡次促使我想跟“百家”的前任制片人言及此事,但竟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怕人家会误以为是我想在央视上多露脸,对已经让你露了些脸还贪心不足。经过这事,我又长了点儿人生经验,即凡签署协议的,就应不折不扣地照法律文书来办。而想当初,文学馆与“百家”的协议中明确写着播出时要保持文学馆的演讲形式不变。今天想来,是我的不好意思,没有为文学馆争到理所应当的权益。就这样,还常有人总以为是我在为自己争呢!

    我本不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觉得无论怎么说,或许都会让人有发泄私怨之嫌。但有三个细节使我改变了要保持缄默的初衷。

    第一,《在文学馆听讲座》系列演讲丛书,是文学馆独享文字版权,但书出版以后,常被不名就里的媒体张冠李戴,根本原因就是上边刚说过的“二合一”。比如,我见过这样的售书广告:“《插图本新解红楼梦:在文学馆听讲座》,……本书系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百家讲坛》红楼梦专题讲座专家(周汝昌、蔡义江、冯其庸、李希凡等)的演说辑录。”看后心里感觉不舒服,因为《百家讲坛》的红楼梦讲座本来就是文学馆独立策划的,所有专家也都是文学馆请来的,“百家”只是据此录制剪辑而成。最后却落得本末倒置,人家还以为连文学馆讲座的书都是根据央视节目而成。理由很简单,央视是媒体中的天字老大!

    第二,《百家讲坛》“如日中天”以后,有些曾在“百家”录过节目的主讲人,应邀在外讲课宣传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刻意标明自己的身份是“央视《百家讲坛》授课嘉宾”,也似乎抬出这样身价的广告效应,比只打个某某教授、研究员要管用的多。
记得三年前到地处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尝试做文学馆的分现场演讲之前,校方要在校园里张贴海报,问我打什么身份。我说标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即可。但他们一定要注明是《百家讲坛》主持人。一方面,盛情难却,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沽名钓誉”,我想出一个既折中又符合事实的方案,即注明是《百家讲坛"在文学馆听讲座》主持人。我可不想拉大旗。

    但后来在《辽宁师范大学报》刊出的报道,题目即是强调“央视《百家讲坛》来我校拍摄学术报告”:“本报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一行6人前来我校,为中文系三位教授拍摄了三场学术报告,供‘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三场报告均由‘百家讲坛’主持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主持,他介绍了该栏目的基本情况和学术要求,并对每场讲演做了精采点评。”如此说法,理由很简单,央视老大!

    第三,梁归智先生在其新著《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的《写作缘起》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于(2004年)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百家讲坛》节目,连讲两场,……只是饭局成了《百家讲坛》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吃工作餐。”这又是个例证,明明是我代表文学馆请梁先生来做学术演讲,而在他的印象里却成了在文学馆做《百家讲坛》;而中午,我也是按照文学馆的惯例,请主讲老师吃工作餐,却也成了“《百家讲坛》主持人”在文学馆请吃工作餐。还是那个简单的理由,央视老大!为此,我禁不住书生意气,向梁归智先生提出了“抗议”。梁先生表示不知者不怪,书再版时改正,因为他确实一直以为文学馆跟“百家”是一回事。

    然而,也有像周思源先生这样的学者,始终将文学馆与“百家”分得很清。在文学馆不再与“百家”合作以后,周先生受“百家”之邀,继续录制了许多节目,并辑录成《周思源看红楼》和《正解金陵十二钗》出版。周先生在《看红楼》的“后记”里特别强调:“我有三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的,傅光明研究员不但是节目的策划,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于在这里演讲,使我对如何将学术问题讲得雅俗共赏做了一些尝试。如果没有‘在文学馆听讲座’这个高雅而结实的桥梁,我和‘百家讲坛’的联系有可能就中断了。”这话使我感动,理由也很简单,周先生的名字里有“思源”两个字。所以,他或许才因为此,而没有在被电视捧红以后变得老大起来。

    以上三点正是文本题目的由来,我就是想理直气壮地声明:我不是《百家讲坛》主持人。

第一次主持文学馆的讲座
  
    我主持文学馆讲座的“处女秀”始于2001年2月18日,此前,文学馆的讲座没有专人负责策划、组织、主持,多数情况是由前馆长舒乙先生比较随机地邀请主讲人,并大多由他本人主持,其中,也有个别场次由别人临时主持。而我即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主持人生涯。这一天对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也可能是上小学时就曾玩过表演秀,演过小话剧;说过快板书;说过相声;在北京市少年宫当过小小讲解员,给来自不同学校的小学生讲解英雄少年的故事,好几十页的讲稿要全部背下来;还被选中(当时我所在西板桥小学只有两个名额),并经培训,参加过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合唱。所以,尽管在“力必多”过剩的青春骚动期,有过跟同桌的女同学说话脸红、划“楚汉界河”的丢份儿之举,却能在第一次主持文学馆的讲座时,腿不打哆嗦,只是心跳得有点快。

    主持文学馆的讲座是件不容易的事,它并非只是坐在台上随便讲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开场、结束,就完事大吉。我想努力主持出自己的风格,因此,我每次都会事先阅读大量相关资料,精心准备开场白,一点不敢马虎。从演讲开始直到结束,我坐在主讲人旁边,聚精会神地聆听,同时,还得让脑子飞速运转,琢磨着最后的点评如何讲得有特色。因为我除了代表自己,更代表着文学馆,既不能讲官样文章,更不能离题万里,令人贻笑。

    不久前,我偶尔从一个网上看到有帖子对我的评论:“文学馆的主持人……、口述史研究员傅光明先生,一口伶牙俐齿,初时不太习惯,觉得有些尖酸。久之渐觉其味,针砭时弊,句句切中要害,且回味绵长。有时他本人也来一次讲座,让听众不虚此行。”这样的帖子,已够让我满足的了。但这位没留名姓的仁兄犯了两个错,一个说我是“口述史研究员”,倒可见他知道我有搞口述史的经历;另一个是想当然地给我安了一个官衔(此处避其讳不提),但这种不知情者可原谅的提法,在古代属逾规逾矩,弄不好脑袋是要出问题的。有时,在文学馆的演讲现场,也有朋友想当然地用一“官称”跟我打招呼。我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说,别害我,这可不敢瞎叫!我理解,人家只是世俗地想,能坐这个主持位子的,还不得有个官身呐。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几乎与受邀前来文学馆演讲的所有作家、学者都成了朋友,更多的是忘年交,因为大多是我所尊敬,甚至景仰的父辈学者。他们严谨的学术操守和治学态度本身,即是对时下浮躁学风和学术道德缺失的最好回应。更重要的是,每场演讲都使我受益。他们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影响了我的治学方法,激活了我的学术激情,近年来,我在一些论文里谈及的学术观点,有些即直接得益于此。他们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


孙玉明和我是“红楼梦热”的始作俑者。

   我在《百家讲坛的台前幕后与电视的庸俗化》一文中,谈及文学馆的讲座曾是《百家讲坛》收视率的“救命稻草”,其实,在某一时段,起死回生的药方是《红楼梦》。《百家讲坛》播出的两次大型《红楼梦》系列专题讲座,《新解〈红楼梦〉》和《红楼六家谈》,录制的全部都是文学馆的“红学”讲座。而这两个系列在央视的播出,对社会上的“红学”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现任《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兄,一提起这事,常“怅然若失”地说,其实我俩才是目前“红学”热的始作俑者!

    文学馆的第一场“红学”讲座,是我邀请周汝昌先生在2001年10月14日所做的《曹雪芹〈红楼梦〉的人物世界》。但此时,“百家”尚未与文学馆合作,这场没有录制。2002年,“百家”编导摄制人员进入文学馆的讲座现场,在央视播出《新解〈红楼梦〉》之前,先陆续播出的是一些根据文学馆的讲座剪辑而成的单集或上下两集节目。在合作的两年半期间,“百家”播出的文学馆讲座主讲人,有:余光中、余秋雨、叶嘉莹、杨天石、吴建民、邹静之、赵汝蘅、钱绍武、楼庆西、徐葆耕、金开诚、曹文轩、孙玉石、罗锦鳞、欧建平、郭小聪、格非、赵凝等一大批知名作家、学者、诗人、舞蹈家、外交家、史学家、建筑学家,做成系列节目的除外。

    遗憾的是,当时的“百家”可不懂“营销”之道,因为“惨无人道”的收视率并不把电视的文化学术品位放在眼里。一想也是,既然都将身子卖给了收视率,为了生存,只好在学术品位和“大众文化”的贞洁与“接客”之间做两难抉择。正在这个时候,“百家”有位编导找到孙玉明,打算制作一个《红楼梦》的系列专题节目,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试过央视两位职业主持人,但只会将编导写好的串场词背熟,而无法与专家交流。“百家”前任制片人鼓励我一试,促成了我第一次作为疑似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处女秀”。为什么说“疑似”?因为这六场节目是在文学馆录制的,而非在央视的演播室。可也正因为是在文学馆录制,我必须保证录制的一次成功,而决不能出现央视主持人在录制现场常有的那种话没说好再重来的尴尬。那样我就会在文学馆讲座的忠实听众面前丢脸,因为那里也有我的“粉丝”啊。为此,我多次跟每场的三位嘉宾沟通,并自己写了近万字的录制提纲,对每场录制内容做到胸有成竹。由于准备充分,录制时现场气氛很好,一次过。
六场只够做六期节目,前任制片人考虑来个大手笔,弄出个大动静,当然,也是为那要命的收视率着想。于是,为体现合作双方的诚意,也为了让“大众”领略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新解”,我开始陆续邀请红学家们“做客”文学馆讲“红”,在“非典”以前,请冯其庸先生讲了《谈谈〈红楼梦〉的思想》,蔡义江先生讲了《〈红楼梦〉一书是如何写成的》,王蒙先生讲了《人生感与小说学的极限——〈红楼梦〉的自我评价》,周汝昌先生讲了《曹雪芹其人其书》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另请周汝昌先生专门做了一场《答疑〈红楼梦〉》的演讲。我一共请周汝昌先生来文学馆做过六次讲座,其中五次讲的都是《红楼梦》。可见,我与周先生的交往,也是出于“红缘”。周先生的女儿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爸就喜欢在文学馆讲,觉得你们那儿特好!”我说:“好啊,只要周老身体允许,他想什么时候来,想讲什么,我就随时安排。”

    “非典”过后不久,“百家”把在文学馆先期录制好的《红楼梦》系列演讲,剪辑成15集系列节目《新解〈红楼梦〉》,与电视观众见面,反响热烈,好评如潮,收视率也随之创了新高。如此众多的红学家齐聚荧屏,这或许是第一次。而事实上,是文学馆首次将如此众多的红学家请至文学馆讲“红”。文学馆与“百家”共同带动了社会上的第一波“红学”热潮。

    《新解〈红楼梦〉》在电视上成功以后,文学馆又与“百家”一起打造了几个专题系列,即在央视播出的《品读〈水浒传〉》、《女人说话》和《老舍的文学地图》,反响依然很好,收视率也不错。

     第二波“红学”热来自“百家”根据文学馆第二轮《红楼梦》系列演讲录制剪辑而成的《红楼六家谈》,把六位学者、作家(胡德平、蔡义江、吕启祥、刘心武、周思源、梁归智)的六场演讲,做成了12集系列节目。其中刘心武先生,是我在两年的时间里,隔一段时间就打一次电话,真诚邀请他来文学馆讲他的“秦学”。而且,为了遵从他的作息习惯,我还特地把他的演讲安排在了下午。他答应了。

    现场气氛及后来随《红楼六家谈》播出时的效果之好,远超出他的预期。文学馆与“百家”终止合作以后,“百家”又单独请他做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而引起了第三波“红学”热。与前两波“红学”热最大的不同是,关于刘心武是否遵守学术规范,在“大众”与主流红学家之间形成了激烈争论。这并非我在编故事,心武老师可以作证,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记得第一次录像是在现代文学馆,还是两年前。我是个性格古怪的人,我没有工作任务,凭什么讲啊,又没有义务;但傅光明和我很熟,从2003年到2005年(笔者按:应是2002年到2004年),他请了我3年(笔者按:应是两年)。他们的讲座是在上午,因为我上午睡懒觉,推说没法去,他就改成下午。当时听的人很多,还有从天津过来的,甚至把食堂的凳子也搬过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录像。”同时,心武老师还证明了一个事实,“录像之后,他们做了一个节目,叫《红楼六人谈》,也有红学所的人。据他们说,观众还想听,动员我接着讲红楼。”(见《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年8月15日)。

    其实,文学馆约请的红学家并不止这六位,还有讲《宝玉与妙玉及原著与续书之比较》的丁维忠,讲《从丫鬟入手谈〈红楼梦〉与诗》的林冠夫,讲《〈石头记〉冤词——驳“程前脂后”说》的陈熙中。但遗憾的是,虽然现场的“大众”爱听,但电视人以为电视“大众”可能不喜欢,或曰他们所讲过于学术化,而不够故事化、趣味化,也就没资格做成节目了。因此,我还想说那句话,是电视选择“大众”,而非“大众”选择电视。于是,在文学馆“百家”合作的后期,“百家”所约请的主讲人,开始越来越注重说书、讲故事了。而文学馆所邀请的学者,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给电视“大众”说书、讲故事。因此,文学馆与“百家”不可能再有合作,也是大势所趋,即文学馆所请的专家学者不能跟电视媒体与时俱进,所以只能被电视代表“大众”所淘汰。好在文学馆不是说书场,没有收视率这要命的紧箍咒,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将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以我们的途径和方式传播给“大众”。

    与“百家”最后的分手,多少有些不愉快,最直接的原因是《红楼六家谈》在播出时,将我代表文学馆主持时所说的前言后语,全部删去了。对我提出照会的答复是,“百家”要统一播出风格,即不要主持人。而对于是否违反了与文学馆签订的协议,老大的央视大概不在考虑之列。再就是我在《百家讲坛的台前幕后与电视的庸俗化》一文中提到的,时至今日,包括了文学馆讲座内容的《百家讲坛》图书出版物,文学馆没有收到一本样书;《红楼六家谈》因热播而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推出的DVD光盘,文学馆没有收到一张样盘。

    还是那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央视老大啊!

演播室里续“红缘”

    说实话,对于我能否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看过我主持“百家”(其实全是我在文学馆主持的讲座)的朋友态度截然相反。一种说,电视台就缺像你这样的学者主持人,因为就连文化类节目主持人,都常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另一种说,既然是电视节目,那就要符合电视职业主持人的规范要求,显然你在这上有欠缺。

    其实,对我来说,压根儿就没想过去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一点,我想得很清楚,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是学术研究,是文学写作,主持文学馆的讲座是工作,而上电视是客串,万不可将主客颠倒过来。

    不过,我确实尝试过五次在央视演播室做嘉宾主持的滋味,那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好玩。2003年暑期,央视十套节目整合,推出“暑期教科文系列节目”。“百家”前任制片人想在以前录制的《新解〈红楼梦〉》素材上,单剪辑出三集《对话红楼》专题节目,每集50分钟。节目设计成主持人与嘉宾在演播室对话,并与已有节目实现对接的形式。为能顺利录好这三集节目,我又写了上万字的串场提纲,对录制节奏和节目脉络的把握做到心中有数。

    在此之前,我从未直接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过话。因为在文学馆主持,不用对着镜头,而直接面对听众就行。敢情对着空镜头说话,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谁要是以为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电视主持人,这回我可也有经验之谈了。因为当灯光冲我打过来时,那镜头几乎变成了一个黑洞。而我又必须努力睁大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副小眼睛,因为只有这样,播出时,我才是在对着观众说话。

    三场对话的主题分别是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艺术、《红楼梦》的思想。在演播室里放着一个等离子电视,按照录制进程,里面适时播出在文学馆录制过的“红学”讲座,一会儿是周汝昌,一会儿冯其庸,一会儿是蔡义江。节目经后期编辑播出后,当然很好看,既有学术含量,又受“大众”喜爱。

    其实,如果说我想做主持人,也只想主持这样的节目,既有学术品位,同时又不一定不是“大众”的。诚然,这也是我对以前“百家”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并不仅仅因为我曾作过“百家”的合作者。而这同时又是文学馆讲座与现在“百家”的区别,文学馆要的是学术品位,而非为“营销”提供说书场。文学馆的讲座得到馆财政的大力支持,文化搭台,唱文化戏,不为“营销”;而现在的“百家”是文化搭台,似乎是为收视率而唱经济戏,只想“营销”。如此说来,是电视机制使然,似也不能盲目指责电视人自甘庸俗。

    就这样在演播室里过了一把职业主持人的瘾。《对话红楼》播出后,反映很好,很快就重播了。因播出时我的身份打的是“嘉宾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所以反映大多是说,明显与央视主持人不一样,令人耳目一新。也有朋友说,还是显得拘谨了些,不过这是有学术内容的节目,虽有一点点的严肃,但整体感觉很好。我则不失时机而又带几分自得地显摆,这是我第一次在央视演播室里做电视节目。

    录制时没砸锅,肯定是亏得我有在文学馆主持了几年讲座的经验垫底。毕竟跟镜头前晃悠好几年了。同时,它还带给我一种自信,让我觉得自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因此,我想以后在有了技术支撑的前提下,让文学馆的讲座在形式上有一些变化,比如可以搞作家访谈和文化茶座。其实,几年的《红楼梦》系列讲座下来,我仍意犹未尽,还特别想续写“红缘”,专门做一档“红楼茶座”的系列节目,将200年来“红学”纷争乱如麻的是非恩怨,在看似轻松的茶话中,做一番学术的梳理,对“大众”只能尽量做到曲高和不寡。但我一直以为,真正的好节目,“大众”是会选择的。

    即便作为一个电视观众,我也还是留恋以前的“百家”,虽然它也饱受收视率的煎熬与折磨,但那毕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术大家荟萃的真正“百家”的讲坛。现在,它似乎只成了几个人在电视上讲通俗历史故事的说书场,而这却是“营销”的成功。如果让我这个“小众”做出选择,我只有让现在的“百家”在我这个点的收视率上失望。

    不必心里泛酸去说现在的“百家”了,人家毕竟把电视做“成功”,“赢”得了“大众”。我还是努力为来文学馆听讲座的“小众”服务到家吧。我想,等我老了,每每回想曾作过《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主持人,脸上都会带出自豪的欣慰。

    最后,作为文学馆讲座的现任主持人,我在此竭诚欢迎各界朋友亲临现场,聆听智慧,感受原汁原味的演讲氛围。这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学术争鸣的讲坛,一座承载文化的殿堂,一角文学精神的家园,一方传播知识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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