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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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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的台前幕后与电视的庸俗化(1…  

2007-02-02 14:2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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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此文写于2006年8月间,发表于刚出版的《良友》杂志2007年第1期,发表时题目被编辑改为《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这多少有背于拙文的主旨,因为我特别想针对的就是电视的庸俗化。在最近半年多的时间里,播出中已经插入了商业广告的“百家讲坛”,始终坚持造星路线不动摇,并于2006年“十一”黄金周七日,又一举借媒体之强势成功推出一颗“美女教授”之星,再次展现出传媒的伟力,且由其《〈论语〉心得》仿佛瞬间使“大众”突然间找到了思想的指南。但耐人寻味却而又无比正常的是,孔子《论语》的热度依然远远赶不上“于心”所得。正像许多读者宁愿去看《品三国》,而懒得自己去深入思考“天下大势”。许多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头脑系于别人的脑际,愿意不假思索地便将自己的头脑交给另一个人。“百家讲坛”的受众定位越发明确,那就是初中文化水平,因为这个水平线是大可以保证栏目生存所必须的收视率的。因为人家做的毕竟是电视,所以人家已反复声明并刻意表明,就是要与以前“大家”纷呈的“学术讲坛”有所区别,似乎以前酿不出“坛坛是好酒”。既然如此,学者们又何必忧心如焚地去关注它是否学术呢?如果您的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那自然说明这节目本就不是打算给您看的。而如果您觉得自己没当过中学老师,不会对初中文化水平的人传道解惑,更缺乏摄象机前的镜头感,那您想去讲,人家也不会带您玩,也就别自讨无趣了。说白了一句话,电视是电视,学术是学术。合得来就好,合不来就散。这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在下将文学馆与“百家讲坛”合作的前前后后及对电视的一己之见如实写下来,愿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天,碰到一位朋友,他没头没脑地冲我抱怨说:“你们《百家讲坛》简直越来越没法看,整个变成了电视书场,什么电视剧热播,你们就讲什么。”我说:“你没见人家活得像易中天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吗?”朋友不依不饶,又说:“现在的《百家讲坛》哪里还有什么‘百家’,变成了学者明星的加工厂,电视剧的附庸,却还自得于这正是做电视的成功,实际上就是打着文化旗号的娱乐节目。”这下我得赶紧实言相告:“自打他们换了制片人,文学馆早已经不跟他们合作了。”我并不想解释原因,因为一两句说不清楚。朋友却仿佛释然的样子,说:“那难怪了。以前你们请的多是各学术领域一流的顶尖学者,真的能够呈现一种‘百家’,现在都成‘易家讲坛’了。”对此,我倒想得开,宽慰道:“人家既然是做电视的,当然就要符合做电视的规律,请谁不请谁,谁讲谁不讲,或愿意怎样讲,都是人家的自由。”但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是认同了目前的电视机制。

 

电视真的有了文化?

 

    《百家讲坛》成为一个电视现象,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都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媒体及学界争论不休的阎崇年是否应以评书方式讲清史,刘心武的秦可卿“探佚”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易中天在“戏说”、“正说”之外的所谓妙说三国,我都不想妄自置喙,以免陷于难以自拔的纠缠。

 

    单以易中天现象为例,近来主要形成了观点上截然对立的两大交锋:正方以为“活泼说史又何妨”;“学者走进大众,拉近观众和历史距离”;“学术明星是文化最好的市场翻译”。反方以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从余秋雨到易中天,是知识分子在“媚俗”;“易中天乱嚼三国,将核心内容庸俗化”。

 

    像在对刘心武现象的评价上,学界与“大众”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样,对易中天也是如此。力挺者以年轻的忠实“易粉”居多,当然也有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易的“妙说”激活了生硬的历史,并非是把小说《三国演义》跟史书《三国志》“混嚼”,而是比较;批评的声音则主要来自学者,比如,许纪霖认为,中文系出生的易中天能靠史学文章一炮而红实在令人佩服,“但他的《品三国》的文字却很粗糙,不值得一读。如果只是听听他在百家讲坛的讲座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样的东西更适合视听而不是阅读。江晓原认为,易中天创造了史学的娱乐功能,而且非常成功:“《品三国》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诱惑,但却是一种需要抵御的诱惑,因为它并没有什么价值。”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认为,易中天的《品三国》实在没品出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只是用时尚语言让历史庸俗化、低俗化,“玩了玩文字游戏,讲了些乐子,却没有任何创见。”

 

    读最近一期《新世纪周刊》一篇报导《这一次,电视真的有了文化》,感到一种悖论的困扰。一方面,明明是文化人在讲文化,怎么能说没文化呢?但另一面,能有多少人知道,这已经是被消解了的文化?换言之,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百家讲坛》现在做节目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有着高收视率的电视连续剧库藏中寻觅题目,然后请最好当过中学老师又最会讲故事的主讲人,做成系列节目。不是吗?有《红楼梦》而后“揭秘”红楼梦,讲《红楼梦》里的丫鬟;有《汉武大帝》而后讲“汉代风云人物”;有取之不尽的清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而后讲《清十二帝疑案》,最近又开讲了慈禧太后;有《聊斋志异》而后说聊斋;有《铁齿铜牙纪晓岚》,而后讲和珅、讲纪晓岚;有《三国演义》而后“品三国”;有《亮剑》,而后讲李云龙;《袁崇焕》电视连续剧即将开播,栏目便开始策划讲《明亡清兴六十年》。这是栏目追求收视率的需要,还是“大众”所要选择的?

 

    不难想象,这样做,一方面,编导在电视制作上会变得相对简单,因为便于在节目中配插画面,使节目好看,以免观众耐不住寂寞换台,影响收视率。而一旦收视率下跌,制片人就神经紧张,因为它关系到整个栏目的生存,更直接关系到栏目编导摄人员的饭碗。另一方面,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讲人频繁出镜,也容易成为大众明星。两者相加,可谓双赢,一边是所谓学者明星的诞生和书的狂销所带来的丰厚版税,一边又可维持收视率的持续走高。从这点来看,《百家讲坛》正像其现任制片人宣言的,“像做营销一样做节目”,而且表面看来,似乎做得很成功。其实,像这样做的当然不止《百家讲坛》,以小人之心揣测,我想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恨不能把电视直接变成营销。问题在于“百家”以前是个有学术品位的节目,而现在却变了味,并对此变味形成了正与反的论争。

 

    然而同时,这样的电视机制,又使得“大众”陷入一种悖论而不自知。一方面,他们以为目前几乎已经沦为电视剧附庸的《百家讲坛》“真的有了文化”,因为与更多其他庸俗到不可耐的节目比起来,确实不能说它没有一点儿文化或学术含量。重要的是,主讲人的身份毕竟多是研究员和教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所看到的文化已经被电视机制所消解而不自知。以我与《百家讲坛》曾有过合作的体会来看,我以为是文化打造了电视,电视却消解了文化,而“大众”以为这已经是电视“真的有文化了”。这样一算,该不是文化与电视的双赢,加上“大众”的喜爱,那得是“三赢”才对。按此公式一换算,文化有了电视,电视有了文化,“大众”也就有了文化。

 

    我并不想对易中天尚为出全、根据演讲文字整理的《品三国》一书评头论足,我想说的是,从“大众”读者寻着媒体的热炒跟风买书,觉得读者还远不够理性。从此一方面可以看出,在媒体爆炒之前,读者面临选择的困惑,往往并不知该买和该读什么样的书。还是拿易中天来说,在他“如日中天”之前,《品人录》的销售业绩并不好。这说明我们的读者不成熟,既然好,没有媒体的爆炒,为何就视而不见呢?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又反向说明,电视关心的也不是国内有多少优秀的学者以及他们怎样优秀,而只关心学者中有谁更能适合为电视营销。然后用电视媒体独有的、垄断的,甚至霸权的强势,把他打造成明星。因为“大众”读者要买的似乎只是明星的书,而非学者的书。在学者成为明星以前,书是很难有市场的。图书市场不就是这样吗?普通读者一般只跟着媒体的造势宣传走,而出版社和书商又摸准了读者的脉络,书还没上市,就先把这书是如何的天下无二宣传得铺天盖地。

 

“在文学馆听讲座”曾是“百家讲坛”收视率的救命稻草

 

    为更好地探讨以上所说,有必要谈及文学馆与《百家讲坛》的合作。我是从2001年2月18日起,受舒乙前馆长委派,开始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星期义务演讲《在文学馆听讲座》。《百家讲坛》创办于同年7月9日。年底,先是“百家”的两位女编导主动联系文学馆,表达希望合作的意愿。后来,经过与“百家”前任制片人聂丛丛女士沟通,终与时任央视十套“科教频道”中心主任的高峰商定合作。主要合作内容包括,每周三在《百家讲坛》播出一期《在文学馆听讲座》的专题节目(片尾需注明“百家”与文学馆联合录制,体现播出版权共享),因为文学馆的讲座是每两周一次,从节目量上无法保证栏目的需求。但我们的演讲时间一般是两个半小时,理想的做法是每场讲座可以剪辑成两集。而当时,“百家”并无固定的拍摄现场,所以协议中规定文学馆可在周六或周日,允许“百家”在文学馆的多功能厅录制栏目的其他节目(片尾须注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助拍摄),像前几年播出的许多节目,甚至到文学馆与“百家”终止合作前播出的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都是在文学馆录制完成的。至于在文学馆到底录制了多少期节目,我没做过统计,但在节目播出时,我常注意到片尾没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助拍摄”的字样(这多是技术人员的疏忽,后经我多次提醒前任制片人,后来几乎就都注明了)。

 

    “百家”最早是从2002年春节进入文学馆演讲现场的,最先录制的两期节目是邹静之的《诗歌与历史剧》(后编成三集节目在“百家”播出)和周汝昌先生的《唐宋诗词鉴赏》(后编成上下两集播出)。合作伊始,文学馆的讲座一下子就成为了“百家”的亮点,甚至在某段时期,用栏目编导自己的话说,文学馆的讲座成为“百家”收视率的救命稻草。最初选择每周三播出的文学馆讲座,即便单从收视率上看,常常是每周一至五的五期节目中的最高。从节目质量上,在栏目内部的季评中,文学馆的讲座也是屡屡获奖。

 

    “百家”当时下设“人文”、“社会”、“科学”三个编导组,文学馆具体与人文组合作,我个人后来还被栏目聘为“人文组”的策划,也参加过一些他们的选题策划会。对于具体的合作效果,我想别自己说,用当时担任“百家”“人文组”组长、现在似乎已升任执行主编的孟庆吉的话来说,该更有说服力吧。2003年春节过后的2月24日,孟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他在信中说:

 

    首先说的是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文学对于我虽然是各个业余爱好中的最爱,但苦于能力有限,又没有合适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在它的外围逡巡。直到加盟《百家讲坛》,特别是接手人文组之后,我才算真正有了与文学艺术“耳鬓厮磨”的感觉。而在和光明兄相处的日子里,更对文学、文艺、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感悟。你的沉稳、洒脱、儒雅与真诚实实在在地感动着我。对文化圈的透彻了解和自身扎实厚重的文化底蕴也使得你推荐的《在文学馆听讲座》的内容得到了从专家、部领导、大猫、二猫(编导对于主管栏目的主任和制片人的昵称——笔者注)到我们编导的广泛认可,以至于在栏目季评时《在文学馆听讲座》频频得手,让其他组毫无还手之力,我这个当组长的自然底气十足地上台领奖,红光满面。我清楚地知道,这“军功章”中,有你的一半。因此,除了荣幸之外,我还对你心存感谢,真的。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向丛丛(聂丛丛是当时的制片人——笔者注)汇报工作,她告诉我,想邀请你做人文组的策划,而且你也欣然同意了,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不仅在于你的学识和能力是当之无愧的,也在于这一年来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对你人品和个人魅力的感佩和认同。所以,我真的又很自豪——人文组有了一个别的组无法比拟的后盾了。希望我们今后多沟通,多联系,多帮我们出出点子,咱们合力打造人文艺术方面的精品吧!用一句用滥的话叫“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吧!

 

    读着这封应该说是充满真诚的信,我自然十分感动,它毕竟是对我付出劳动的肯定和认可。事实上,不论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如果将来我还主持的话),我是从心底把文学馆的讲座,既当成馆里的工作,也看成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

 

从学术讲坛到电视书场

 

    文学馆与“百家”在经过了两年半可以说是愉快的合作后终止了,从我个人来分析,双方分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从技术上讲,“百家”从一开始就想有一个自己固定的拍摄现场,这样不用每次录制都扛着机器、灯光等设备疲于奔命;第二,从节目内容上说,经过与文学馆的合作,单从“人文组”的角度来看,编导已经对策划、录制、编辑的流程烂熟于心,而且,也有了自己相对丰富的学者资源(其中有许多是共享了文学馆的资源),加上人家毕竟是在央视旗下,得天独厚,完全可以独立运做,不受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的羁绊(因为双方在合作中的确出现过尚未超出正常范围的不愉快)。

 

    除此外因,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因其节目宗旨的改变和双方对电视理念的理解不同造成的。以前的栏目宗旨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可谓志存高远,我个人在座客央视网站时,也表示过极为赞同。而且,从制片人到编导甚至有过“哪怕我们的节目只有一个电视观众,我们也要为他做高品位电视节目”的悲壮情怀。

以前的观众定位相对偏向高端,即以大专学历以上为主。所以,它的受众群多是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现任制片人接手以后,与节目策划分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以前的“百家”尝试过多种形式,但在做电视上却是多么的不成功。我以为这未免有点儿不厚道,哪能随便就将前人的辛苦努力一笔抹杀啊。最近我还注意到,“百家”在媒体上称阎崇年为“百家”的“开坛元老”。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没有前任制片人及栏目上下的辛勤耕耘,如果没有文学馆的倾力合作,“百家”何来今天的发展和壮大呢?在阎崇年“开坛”之前,已经有多少位科教人文界的大家一展学术风采?怎么可以为了今日之“营销”而如此不顾事实呢?至于现在的栏目已明确定位成不是一个“学术论坛”,那是另外可以探讨的话题。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悲凉,难道“时代常识”就无法通过电视,而只能通过营销来“建构”?“大众”就只有通过娱乐化、庸俗化的电视节目才能“享受智慧人生”?

 

    我注意到,对于现在这个被冠以“大众化的电视节目”,还有个更好听的说法,叫“把‘大众’”放在首位”,其实说白了不就是唯收视率的马首是瞻!因为“百家”今日之战功显赫全都来自对收视率的统计!这又是目前的电视机制所带来的弊端,即纯粹的收视率成了衡量电视节目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它牵引出的常常是霸权垄断的非理性行为,名义上似乎是在“尊重观众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以收视率为晴雨表,而收视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大众”。我想,若以文化的标尺来衡量,不去说那些娱乐、搞笑的节目,单拿“真的有了文化”的“百家”来说,也早已将原来浓郁的学术气息和文化氛围丢失殆尽。因此,目前的听众定位偏向低端,也势所必然,这从八成“易粉”都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即可见一斑。(由此,我有了杞人忧天的疑问:在娱乐化的电视施教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当他们成为未来社会支柱的时候,他们的历史观及其文化精神价值取向,会是怎样的呢?从精神传承上来说,上一代对下一代无疑负有施教和引导的责任。但目前,许多青少年历史观混乱,信仰迷失,没有是非观念,法律意识淡漠,缺乏教养,更不讲公德,盲目崇拜偶像,上一辈要付和该付怎样的责任呢?社会、父母、电视和媒体有责任吗?如果有,有什么样的责任?今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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