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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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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余光中(1)  

2007-01-18 09: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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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我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

 

傅: 余先生,您好。我想大陆读者对您的了解和熟悉,无疑是从您31年前,也就是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开始的。一枚小小的邮票内蕴着无限的乡愁、乡思和眷恋。您写诗40多年了,我统计了一下,已经出版的诗集有18本。您一直认为写诗是最接近神秘的、难以追求的一种艺术——就是当诗歌的缪斯女神翩然临访的时候,您的创作灵感才来到。您能否就以《乡愁》为例,说明一下您在诗歌构思当中,缪斯女神的来临和对诗的构思的一种技巧性的东西,是如何从心灵中升华为艺术的?

 

余:这首诗写于30多年前,那时侯我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年了。怀乡是非常之伤情的,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时候我刚在美国两年之后回台湾,对于美国摇滚乐这类歌词很欣赏,所以我有意要写一首相当整齐的诗,让作曲的人很方便地谱成歌曲。我的意念是从邮票开始的,开始仅仅就是一枚邮票,所谓通信就是邮票两边各有一个人,有寄信的有收信的。然后从邮票推展出去,跟它的形状接近的,那是一个车票或船票。一个坟墓也是长方形的,海峡当然也是个长形的,总之那形象有相同之处。所以这首诗我写的时候,当然没有怎么很有意识的来规划,就写下去了。可是心里的过程应该是长时间的,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是时间上,可是在空间上是阻隔的。时间是延续的,空间这头那头,里头外头,所以时间的安排跟空间的安排有一种紧张,也有种对位的味道在里边。这当然是事后才想到原来有这么一回事,写的时候就凭直觉写下去的。

 

傅:构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这个简单是由空间和时间上这种无限的内蕴的积沉来产生的。

 

余:分析起来蛮复杂的,写起来很简单。

 

傅:所以常常有批评家分析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对您的那种分析和灵感的由来,有时可能比诗人本人写诗的时候感觉到的东西更多。

 

余:对。作家当时自觉的心灵活动要分析起来就复杂了。

 

傅:所以有的时候问一个作家,你在写那个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他往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或者说事后才明白当时好像想了些什么。但是批评家和美学家的分析大概觉得你想得非常多。

 

余:作家大概也分两类,一类是能够自我分析的,另外一类他不见得愿意或者会讲。因为评论家是要分析的;作家、艺术家的本领是要综合的,万事万物综合在一起,产生作品。

 

傅:那您的诗歌写作40多年,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湾诗歌的一个走向、一个脉络,您觉得您的诗歌对台湾的您的晚辈,也就是青年一辈写诗有影响吗?

 

余:在早年,风格和题材上都有影响,现在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我这种乡愁,他们进入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他们想往的是全球化的都市生活,这一点我想我对他们没什么影响。可是我运用语言的那种艺术、技巧、结构,还是可以用在不同的主题上。

 

傅:就是您觉得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

 

余:大概还有点儿。

 

傅:您对诗歌和散文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把诗比成抽象化,散文比作具像化,写散文是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而写诗是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这个天意是不是和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说是一种缪斯女神的临访是在一个层面上,即散文是成在人,而诗歌更多的是要成自于天?

 

余:因为对我讲来,写诗的未知数多一点儿,你有意要写,结果不见得写得出来。散文毕竟比较起来是尝试世界的东西,因为我们日常写一个报告,写一封信,记一个日记,这些实用的东西都是用散文。所以我们运用散文来写生活的时候觉得比较有把握。诗本来就是专门拿来表现美的东西,所以并不是运用得那么熟练,何况你诗里面是要追求的,有的时候是难以捉摸的一种感情。你要写完了之后才能够断定你写出来没有,所以当然带点儿神秘,带点儿难以控制。

 

傅:散文里就没有这种神秘感吗?

 

余:诗意的散文当然也有这种味道,可是我觉得散文写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写漏的东西、不足的东西,后面来一段还可以补充;诗的节奏像骑上虎背一样,一骑上去有去无回,你必须一次就把它捉住,否则再回头就罗嗦了。诗体也不对了。

 

傅:从形式上有人说散文诗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个怪胎。您怎么看待散文诗这个体裁?

 

余:其实中国古典在散文与诗之间就有一个过渡的地带,比如说《赤壁赋》、《秋声赋》、《阿房宫赋》这些都摆在《古文观止》里边。其实它是蛮有诗意的,很接近诗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模糊地带。可是我觉得真正说来,写诗还是写诗,写散文还是写散文。现代人写的散文诗往往不能拿来跟《赤壁赋》、《秋声赋》比。所以突然有一些表面上的美,就是说比较滥情,不然就滥感,所谓滥情就是情绪放纵,滥感就是许多直觉比如嗅觉、听觉等等。这些有时候写到后来有肉无骨,因为无论将怎么情绪化、个人化,还是应该有点组织的骨干撑在那儿,就像一面旗帜能飘扬。缺不了旗杆,光是一面旗子飘可能随风而去,所以我觉得诗跟散文的关系就像旗跟风的关系。风是散文旗是诗的话,因为风来旗子很激动,可是旗子不能随风而去,它还得在自己的空间飘扬。

 

傅:那您觉得在艺术层面上因为这个神秘感诗比散文要高一档吗?

 

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傅:在文学各类体裁当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您认为最接近这种神秘的、最具有艺术灵性的是诗歌吗?

 

余:我讲过一句话,是比较散文与诗的关系。我曾经说过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你连散文都没把握,那根本不成其为作家、诗歌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你诗意能把握了,艺术的领域才能达到。

 

傅:您把自己的诗歌写作、散文、翻译、批评,喻为是自己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您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梁实秋先生曾经评价您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说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我想听听您自己怎样评价自己文学上的成就?

 

余:梁先生的话是鼓励的话,对自己爱徒的一番美意而已。我的四度空间最早是诗,然后散文,然后评论跟翻译。我自己又曾经自剖过,你要看我的诗,不完全在诗里,因为有一些跑到散文里去了;要看我的散文,也不完全在散文里,因为有一部分跑到我的评论里去了,因为我写评论固然是要探讨艺术的得失高下,可同时我还想写出一篇像样的散文来,读起来有散文的品质,让人家读时觉得有味道,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科学研究报告。而翻译,我也说过,可以是有限度的创作,因为你翻译的时候面临一种经验,有三个同义词都是形容词,你挑哪一个呢?那你对句法的安排,原文是顺的,你可以逆着来。那这个次序和字句的选择还都可以做主,因此翻译也是某种程度的创作。所以对我自己而言,这四者是一以贯之。

 

傅:就是说,翻译是某种程度上的二度创作。那是不是意味着在翻译的时候,表达力、表现力和理解力更重要一些?

 

余:都重要,如果理解错了,怎么表达也没有用。

 

傅:当然首先是理解正确。然后比如说母语是中文的,把英文作品翻成中文,他的中文表达能力的高下就会影响到。

 

余:对。如果是英翻中,所需要的是对英文的了解力、对中文的掌握,这两者加起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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