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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日志

 
 
关于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文学博士。著有《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老舍之死采访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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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余秋雨(6)  

2007-01-11 14:1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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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似乎我们约定俗成地觉得小品只能是通俗的,不能成为艺术。

余:只能是中国民间的。尽管我们自身也是来自中国民间,但我们注定是瞧不起他。幸好我在很洋派的上海戏剧学院作过许多年的院长,我知道悲剧和喜剧是平等的,知道喜剧当中,喜剧大戏和小品是平等的。所以我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另外,我们教育的基本方式是西方的。说来奇怪,尽管每年,十几年为他笑,为他高兴,为他鼓掌,但我们还是不承认他。而不承认他,也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笑,不承认自己心中的种种享受。这也是我写欧洲之旅文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中国的读者知道,欧洲其实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看轻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读者看过之后,觉得面对伟大文明,和《文化苦旅》不一样。那是他看对了。

20年前,我对中华文明有一种重新发现的喜悦。对欧洲文明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以前讲得太多了,我在大学里头不断讲到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是平等的。

傅: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您每当一本新书出来的时候,总会令一些最先捧读的人失望。他们会很快发表评论,说一些刻簿的话,比如说文化苦旅分明是文化甜旅嘛。另外还会质疑《行者无疆》真的能“无疆“吗?我想问您怎么样看待这种缺乏善意的批评。

余:这倒是小事了。因为读者范围很广的话,总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我看来,他把苦旅的苦看成是,以为作家是非常辛苦才叫苦。他不能理解我讲的苦是整个中华文明的苦。

傅:而且是来自心灵和精神。

余:这个苦字,周作人解释过,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是痛苦两个字。茶叶很苦,苦茶,但那苦中有味道,是一种苦涩的苦。这个比较复杂,不是说我形容的时候苦,不是。这一点我想写这样文章人的文化程度低一点。

傅:火气大一点。

余:火气大一点,往往是底气不足的一种表征。路上吵架也是这样,不是谁嗓门大,就是他有道理。可以把这看成是正常现象,包括行者是不是无疆的问题,那是他们不了解文学词汇上的东西。我已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不要生气。什么道理呢?总体看来,现在在文学领域里边,不正确的话也可以讲。我们其实好多年份都受委屈了。我们不能说我们要言论自由,到最后要求每一句话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正确的言论自由,就不叫言论自由。要允许人家讲好多不妥当的话,甚至于有些是带恶意的话。下面又有一个可爱的自由出来了,就是你也有不听的自由。这个时代就可爱了,他有讲的自由,有讲你好话的自由,也有骂你的自由。你呢?有可以听的自由,也有不听的自由;有回骂的自由,也有不回骂的自由。你都有。这不影响你的生存自由。和文革不一样,像老舍先生,那是影响到他的生存自由。这个不影响你的生存自由。这个平心而论,我不是故作潇洒。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现象的产生,尽管可能他们太重视我了一点。总的说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的作家、学者,都要习惯于这样来面对人家各种各样的的声音。现在主要问题倒不在于人家声音多还是少,在于我们的文化人,我们学者,更重要的要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民众当中去。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特别需要不要完全转型到经济上去。有没有可能转型转到文化上?文化人如果都躲起来了,这个转型怎么会转到文化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文化人赶快要到第一线来,才能使我们的社会转型带有更大的文化气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要有更多人走到第一线去。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走到第一线,就不要怕人家讲好话讲坏话。讲什么话都有。因为人家第一线嘛。最安全是躲在后面,躲在后面和社会转型的时代就非常不相称,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就这个意思。

傅:看来您这方面的心态调整得比较好。现在批评界形成了一种现象,人数不知道多少,好像批判余秋雨也是一个时髦。最近我注意到报纸上有一个消息,说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新出了一本书叫《文坛三户》,他把金庸、王朔还有您均列为通俗文学。

余:我没看他的书,如果说我们是通俗文学,至少我一点不感到委屈。因为我写书绝对是给老百姓看的。我作过很多年的教授,我写过好多好多的学术著作。你可能也没有看到过我以前的学术著作,尽管那在学术界也还算畅销。而且,我凭这些学术著作得了很多很多奖,但这个和国家、人民的关系实在是离得太远了。这也是我自己有时候感到比较羞愧的地方。凭这几本书,当时各种各样的头衔都在我头上了,但这几本书对我们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推动,对他们的阅读有什么比较好的影响吗?在我写了这些书以后,我作了六年的领导干部,作院长。完了以后,我开始旅行。我走在大地上,希望这块大地上的人能够读懂我的语言。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写了什么,如果说我是通俗的,那是对我的肯定。我就是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边能够给大家介绍,大家能够和我交流、沟通。一点不羞愧。并不是说我的书没人读,我觉得很骄傲。我一点不骄傲。因为没有读者有个大问题。精雅文学没有读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的作品没有受到检验。阅读是种检验,这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边非常重要。你说你的作品写出来,就是给我的几个朋友看看。高雅得不得了。这我觉得挺浪费的。还有过去写的学术论文,也是这样,同行们看了,说写得好啊。这没什么用。

傅:阅读范围很小。

余:同行也不作实践。我的研究成果,他们没有一个实践。对他们实践没好处,也就是对中国的实践没好处。这个事情发生过了吗?好像发生过了。也可以说没发生过。所以我倒是觉得不太好。如果说我是挺通俗的话,我觉得很愉快。

傅:您的另一个容易遭至非议的举动,就是参与媒体活动过多,抛头露面多。许多人觉得独守书斋的人,好像才称得起学者。因此对您频频上镜曝光颇有微词。作为您自己,到媒体露面,做节目,肯定要耽误时间和精力。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您怎么样在这种活动和写作过程当中,找到一种谐调和平衡。

余:现在有关我的争议,其实最后都落到一个争议,就是这个。其他争议我觉得都谈不上。文体到底好不好,各人有各人的所爱,比如有的人不喜欢我的散文创作,我觉得也很正常。关于有一段时间讲我的历史问题,这也没什么争议的,事实会越来越清楚。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媒体问题。这我需要讲几句,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学术意义。没有进媒体的人一定会认为,上媒体是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定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大的错觉,以为我想上媒体他就上媒体了,我想上中央台就上中央台,我想上北京台就上北京台。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傅:中央台不是 余先生开的。

余:就算是我开的,我老上,如果没有收视率,作为老板,我也觉得我不该上。也就是说,这是广大观众对你有文化结构的一种选择。你被绝大多数观众选择了,是这么一个问题。原有的文化结构在文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要对新的文化结构重新选择。原来的文化有没有可能被今天的社会,重新获得局部的话语权。有一个考验是,你能不能进入家家户户都要打开的电视,这是对原来话语权的一个考验。文化有没有话语权这很重要。有的学者在客厅里讲得很好,一到课堂就讲不好;有的人在课堂上讲得不错,一上电视他讲得非常糟糕了。也就是说,你在客厅语言不见得是课堂语言,你在课堂里面也不是传媒语言。客厅和课堂加在一起的语言都不能成为当代的传媒语言的话,证明你这个文化话语方式和今天不断在发展的民众有距离。

当然,不能让所有的民众都去听大学里的课。但大家千万要注意,现在我们所谓民众这两个字里面,大学毕业生很多很多,不是我们原来想象当中一讲民众的时候就是小贩、卖豆桨的老爹什么的。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很多电视观众的文化程度,绝对不比现在自称精英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低,很多很多都有大学文凭。你在寻找和他们沟通的可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找现代话语的一种社会生存的可能性。不是说我现在研究宋代一个诗人的生卒年,看我什么时候愿意不愿意上电视。不是这样。你想上不是就可以上,你想上,这个话题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述不对,你的表情不对,你的语言节奏不对,还是不行。这是太重要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成为一个谦虚的学生进入电视。为什么呢?你在电视里边能够和广大观众接通的难度很大。我举个最近的例子,我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做评委的时候,我其实对自己是压了一副非常大的重担。讲的题目尽管不太深,但是古今中外文史哲天文地理都有。这些知识正确与否,由主持人来讲,轮不到我余秋雨来讲。我讲就是对这个对和错做出我的判断和讲评。下面的问题来了,这个讲评,今天直播的观众有几亿,观众当中有很多大学教授,也有很多家庭妇女,像我妈妈一样的人。你在电视机里讲古今中外各种知识的时候,你要讲的让教授们不感到可笑,让家庭妇女不感到艰深。这对我是考验。我并没有这个本事,我只有通过这样的实践,才能提高我这样一种本领。

傅:对您来说也是个挑战。

余:我的评判者是广大观众,而不是别的人。所以这不是维持不维持的问题,是我自己在寻找磨炼自己的课堂。

傅:您的评委们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余:亿万观众评论我呀。我是在进行着我的训练,而我希望给自身一个启示,在我们这样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定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训练。

傅:学者介入电视其实对提升电视栏目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余:对提高电视是好的促进,对提升自己也是很好的促进。因为你可以检验自己哪些知识是有用的,哪些知识是落伍的。都可以检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一点就是,书斋学者埋头做学问,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学问怎么做?所谓埋头做学问就是看以前的书,以前的书不是产生在这个时代的,清代的书你研究得很透,你对清代的社会有个解答,我觉得不错。但问题是你不能把自己的结论用轻松、漂亮的文字告诉更多的读者,告诉理工科的工程师,告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如果他们都不知道,写完以后,你了解了清代这个事情,你就写个论文几个人看看完了。等于是浪费,谁也不知道。另外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文化课题需要得到解答,社会上别的问题也需要从文化的意义上获得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推掉了,躲在书斋里不发言,这些问题谁解决。没有人解决。你想解决,凭你书斋里这几本书能解决现实问题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书斋的学者你们太自信了,你们以为一本老书能够让你们获得足够的知识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不可能。懂外文的,你们如果以为读了一两本英文书,就能够回答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所以应该像法国大革命前后一样,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样,要有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站到社会第一线,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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